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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看2023|刘尚希: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嵌入到扩大内需战略之中

时间:2022-12-27 08:10:44来源:新京报

今天,财经视野小溪给大家讲讲来自新京报的《看2023|刘尚希: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嵌入到扩大内需战略之中》。

2022年,我国经济大船破浪前行。

一年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及时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字出现30余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依然是明年主基调。

应变局、开新局,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百位企业家及数十位学者,读懂中国经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为2023年的经济路线指明了方向。

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我国明年赤字率该如何安排?经济增速目标又该如何制定?针对这些问题,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刘尚希表示,考虑到今年GDP增长的低基数,2023年还是可以定5.5%的增速。

财政政策加力应落到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

贝壳财经: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力提效?对于明年的赤字率,你怎么看?

刘尚希: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毫无疑问,现在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加力的基础上还要提效。11月份我国经济基本面不太乐观,多项指标下滑,要是从财务指标看,亏损实际上还在扩大,这意味着许多企业已经越来越艰难,市场主体信心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财政政策应该加力。

那么,财政政策加力如何体现?实际上还是要直接体现在支出强度上。经济不景气,税收收入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强度要保持还要扩大,只能提高赤字率,扩大国债规模。今年12月份,财政部发行7500亿元特别国债借新还旧,2022年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强度没减,预算赤字率执行下来是扩大的,这实际上已经采取加力的政策措施了。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明年财政应当在中央层面加力,地方有力使不出,比如地方专项债就出现了“钱等项目”的问题,因为从县域、市域范围内布局投资项目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加力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加力应该从中央层面出发,特别国债、一般国债的发行规模都有可能扩大,赤字率也要上调。

当前,我们没有必要再拘泥于3%的赤字率,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3%是1993年正式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财经纪律要求,时过境迁,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没有欧盟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国从实际出发,更不应该有这样的所谓国际标准的约束,否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其实,财政风险、债务风险并不取决于赤字率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增长趋势,增长潜力能否发挥出来,这比赤字率高低、债务规模大小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只看分子,更要看分母,即GDP增长,如果通过扩大赤字,增加一些债务,使得分母更快增长,从未来趋势来看,风险其实是收敛的。我们应该动态观察,风险的趋势在收敛还是扩散,而不是静态地看赤字率高低,更不能仅仅看年份的赤字率。

中央一直提跨周期调节,就应该着眼于趋势,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赤字率,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明年赤字率应该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上调,幅度小作用不大,就像开处方一样,药也有剂量要求,剂量小不管用。

此外,财政政策加力还应该落到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财政政策要着眼中长期去考虑问题,跳出传统“三驾马车”的短期宏观调控框架,因为短期宏观调控依据的是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当前的问题虽然反映在短期,但更多是中长期的问题,所以,财政政策加力必须着眼于扩大内需战略。这里要区分“扩大内需”与“扩大内需战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以往谈扩大内需,可能就是需求管理,是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是短期的,而扩大内需战略是一个中长期概念,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落实到扩大内需战略上,如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否则,花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徒增赤字债务。如何瞄准这方面发力,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体现

贝壳财经:过去几年,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落地,客观来说降低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稳经济大盘发挥了作用,那么,你如何看待明年的减税降费趋势?

刘尚希:减税降费有盈亏临界点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显著,越远离圆心效果越差。所以,减税降费对正常经营、有营收的企业有效,但对亏损严重的企业效果已经不明显,大量企业在疫情反复冲击下处境艰难,一些企业甚至已经退出市场,要让他们再复工复产,减税降费难以解决问题,所以,即便咬紧牙关再推动减税降费,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性也难以承受,特别是地方财政减税降费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因此,明年的重心不应该放在减税降费上,当然,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过去几年,我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有必要进行系统梳理、分类、评估、转化,看看哪些政策是阶段性的,哪些政策可以作为制度长期稳定下来,一些临时阶段性政策若能转换成长期制度安排的应尽量转化,避免出现到期之后的不确定性,这不利于稳定和改善预期。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可以短期考虑,干一天算一天,但从投资、研发角度而言,必须要有三五年甚至更长的考虑,短期阶段性政策显然难以满足需求。所以,短期政策应该考虑调整,通过评估看是否能转化成制度性安排;若难以转换,应抓紧明确是否延长。此外,不配套的政策可以配套起来,力度不够的政策可以加力,这些方面还有挺大的完善空间。

贝壳财经:2022年我国定的GDP增速目标为5.5%,2023年你觉得我国GDP增速定在多少合适?

刘尚希:考虑到今年GDP增长的低基数,2023年还是可以定5.5%的增速,这样两年平均下来实际增速也不高,是有可能实现的。

现在,关于经济增速,有的人看法是,发展质量越来越高,速度低一些也没关系,这种看法显然把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割裂开了,没有把两者关系统一起来,这显然不符合中央精神。

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速长期上不去,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显著,这要从认识上调整、深化,不能小看经济增速低,其实影响会越来越大,影响就业、居民收入,最终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循环。

要把扩大内需放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去考虑

贝壳财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5次提及“内需”,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何在当前形势下,内需如此重要?你认为扩大内需的阻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扩内需?

刘尚希:扩大内需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是一个中长期问题。那么,如何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放到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去看可能就豁然开朗了,会发现扩大内需还有很大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这实际上是有水分的,没有考虑社会身份。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不到50%,超50%的人口仍是农民,农民的根在农村,在城市的农民工是没有根的漂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内需难以在战略上扩大,如果仅仅是劳动力流动,而家庭人口难以流动,城乡人口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消费场景不改变,扩大内需战略就无从谈起。只有将农民变成市民,才能在中长期持续扩大内需。因为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只有逐步转到了城市,消费场景发生变化,不用刺激,消费自然会提高扩大。

那么,如何推动农民市民化?我们要顺藤摸瓜,为何现在农民工不能扎根城市?是什么体制、政策阻碍了他们?把这些障碍消除,农民市民化会有更为明朗的预期,农民工对未来的谋划就会改变,与在城市打拼,但随时准备回乡下的打算是不一样的,对消费的考虑也不一样,消费行为也会改变。所以,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来考虑,通过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的消费场景来扩大内需。毕竟在消费场景固化的条件下,让农民从口袋掏钱来消费难以做到。

当然,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中长期问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其中涉及很多改革问题,要调整思路。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的,或者说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反而会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要坚持系统观念,必须有城乡整体观,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下意识地只考虑城市,农村被无意识地屏蔽掉了,只有研究农村的、职能与“三农”相关的部门才会想到乡村,但也是基于“专业”“职责”孤立静态考虑的时候多。如何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真正一体化统筹考虑城乡问题?这需要有中长期视野和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观念。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应成为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职责。一旦脱离了“农民社会”这个基本国情,所有政策都会发生偏离。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人们的“风险处境”问题,现在很多人的预防性储蓄在上升,主要是为了预防风险,他们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更愿意储蓄而不是花钱。

风险处境与整个经济形势、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就业环境、营商环境以及公共服务保障是紧密关联的。比如,现在体制内就业、公共部门就业比重在上升,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靠公共部门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表明大家更不愿意在体制外就业,把体制内当成了“保险箱”,这是一种内卷。为什么大家觉得体制外越来越不保险?这是否与营商环境有关?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营商环境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改善,需要做系统性的评估、总结,不能泛泛而谈。

不可小看这种现象,这是一种苗头,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反思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否有效,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可以带动就业创业,就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政府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是否可以调整优化一下?这需要站在大局角度而非部门权力角度考虑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监管为名义的各种收权集权行为,要全面系统评估“合规性风险”所导致的行为收缩现象。

降低宏观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人的风险处境有所改善,这至关重要。围绕这一点去做文章,除了宏观经济、就业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都事关老百姓(603883)对未来的确定性,通过完善这些服务,给老百姓未来构建更大的确定性,预防性储蓄自然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说,扩大公共消费,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当期消费和消费性投资扩大,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可谓“一箭三雕”。

提升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

贝壳财经: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政策已经优化,之前有些人认为,放开之后经济就会向好,但目前来看,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明朗,你怎么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刘尚希:这实际上还是市场信心的问题,信心具有不对称性,信心下降很容易,但要恢复却很难,信心并不是简单的V型结构,而是复合函数,信心的提升要比指标提升更难。

提升信心取决于经济因素,比如宏观经济与信心便相互影响,宏观经济的前景会影响市场预期,影响大家的信心,在宏观经济不太明朗的情况下,大家的信心不足,而信心不足又增加了宏观经济变好的难度。

但提升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较强,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就会成“惊弓之鸟”,在将信将疑下,信任难以建立,信心更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要谨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对新政策出台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出台了,就要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不能毛毛躁躁地出台政策后发现有问题,又立马收回,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监管的不可预期性,会打击市场行为,打击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毕竟投资是中长期的决策。

同题问答

1、 当下,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得力、疫苗接种普及率提升,如何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对此,你的建议是什么?

刘尚希:应该尽快恢复市场信心,这其中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更重要,要谨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对新政策出台要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出台了,就要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

2、 关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你最关注什么?

刘尚希:未来,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严重放缓,与印度、欧洲等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过几年我国数字经济更难迎头赶上,数字经济最大的不安全就是发展停滞,所以明年我也会密切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刘军

好了,关于看2023|刘尚希: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嵌入到扩大内需战略之中就介绍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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