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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告：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5年，修订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写入了总则。2006年，我国政府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积极推进男女平等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些年，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指引下，我国妇女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妇女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少新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长期存在。

中共十七大要求深入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和协调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快男女平等的前进步伐，北京市妇联、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和北京妇女研究中心合作编写了这一简明读本，为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参考。这是一项十分必要的、有意义的工作。我衷心希望这一读本成为广大读者的朋友。

编辑加工完我负责的访谈的16位女艺人的口述材料，心绪久久无法平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到底是她们的坚毅，还是她们的隐忍；是她们的坎坷，还是她们的拼搏；我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她们的美：美的心灵，美的追求，美的创造。

16人，来自甘肃、山东、河南、浙江、辽宁、陕西、天津、北京等8个省市。她们中有地道的农村妇女，也有纯粹的下岗女工；有事业有成的教师，也有术业专攻的企业家；有从小衣食无忧的干部子女，也有饱尝辛酸的孤女寡母。尽管她们的生她们的生命历程不同，但是我能够强烈感受到她们身上蕴含的一些共同之处。

她们有的会雕，有的会编，有的会剪，还有的会撕、会画……她们创作的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都展示着一个相同的东西，那就是美。她们用美好的心灵，灵巧的双手，提示着美丽。这里，既有阴柔之美，也有阳刚之美。她们对传统女性艺术形式的承袭，凝聚了古典东方女性特有的内在的温柔之美；她们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艺术领域的冲击，塑造了现代中国女性崛起所彰显的阳刚之气。一位学生访谈员说得好：“对生活的感激和希望，对生命的理解和诠释，用她们独特的方式记录下来。她们用自己的爱和智慧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奇妙的艺术，让更多的人为之赞叹，为之感动。”

她们把美、把自我价值，融进了她们的作品中。在一针一线、一刀一凿中，她们把自身和作品融为一体。尽管在旁人看来，她们的劳动或许是无价值的，或者是价值甚微的，但好运只是在别人眼中，也只是从市场价值来衡量。而她们充盈和灌注在作品中的价值更多的是她们心目中的自我价值，这是无法衡量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对人而言——无论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能找到自我，认识到自己是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自己创造性的劳动。

甘肃西峰市后官寨乡普通的农村妇女毛现娴，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再婚后在丈夫的支持下，做起了香包，一年下来收入2万元。2002年，在庆阳地区举办的首届“香包文化艺术节”上，她做的“孔雀戏牡丹”得了一等奖。有人提出用二百元买下这件作品，她没有卖。她说：“也许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坚定地拒绝一个人。我把这幅作品收藏了起来，要留给自己看，留给子孙看。”“钱不是唯一目的，重要的是我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乐趣。”

传统的女性手工艺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不管是用于美化环境，还是用于日常生活，这些艺术品的“欣赏者”往往局限在家庭内部，正如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一样，这些艺术品和它们的创作者一同被困在了家庭内部。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性走出家门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现在的女艺术人与传统女性已经大不相同，她们的艺术品自然也随之向世人展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女艺术人们紧跟时代潮流，她们用双手，用智慧，用自己创造的美在市场大潮搏击。她们的艺术品值五元也好，十元也好，上千元也好，上万元也好，都是她们拼搏进取的结果。她们把自我价值表现出来，同时，又在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不管这一席之地有多小。

这其中颇让人感动的是编织麦杆扇的许春竹老太太。她是浙江省浦江县潘宅镇人，牛童出身，自幼丧母，没有念过什么书，靠看人家“打扇”学会了编织手艺。按说她年事已高——七十有四，女子都已成家立业，早已没有挣钱来养家糊口的需要，但是她还是坚持编织扇子，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虽然一把扇子只卖四五块钱，但是她的这种精神，这种市场意识，却远远超出了这个价格所体现的价值。

出身剪纸世家的山东烟台朱家庄的59岁的朱曼华，开始剪纸只是为了自娱，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做大。然而，随着时代的脚步，近年来她在烟台著名旅游景点——毓璜顶公园、烟台公园开辟了200多平方米的剪纸展厅，在网站上开辟了专栏，做起了以展为主、以售为畏的剪纸生意。业内同行不但常常称道她的剪纸，更常常称赞她的销售艺术。她说：“我总觉得，民间艺术必须主动走出小家，走进市场，学会‘打食’，才能让精美的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中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管是下岗女工为了生计而编织、普通村妇为了“零花钱”而剪裁，还是殷实的教师为了生活充实而涂鸦，富足的“精英”为了寻找自我而创作，她们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信念：进取不倦，手耕不辍，以艺术创作为乐。在这种追求中，她们的技艺得到了提升，她们的视野得到了扩展，她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她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年逾9旬的陕西户县农民画一级画家阎玉珍老人，青年丧夫，中年丧子——26岁时丈夫病逝，32岁时小儿子病亡，她硬是凭着意志和信念，靠着剪纸、绣花，以及透支性的针凿劳作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新中国成立后，44岁的她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学习创造农民画。她讲到：“我作起画来，常常忘了吃饭睡觉，要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梦中还仿佛在审视自己的画，看来看去不满意，突然一个想法使我激动不已，一骨碌爬起来，位着灯，摊开画幅，重新修改。”经过这样的反反复复，她终于找到感觉：“艺术应当来自真实的生活，但不等于简单的临摹，在用心感受生活的同时，应当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与时代同步的艺术激情，这便是创作。”正是遵循这个原则，她用刺绣的手法变形创作的《兔子吃白菜》在全国美展中获奖，并做成了几米高的大幅作品摆放在中央美术馆，被国外朋友称赞为“技法新颖，吃的有创意”。日本艺术家还千里迢迢专程到她家来拜访、请教。

在访谈材料整理中，我也感到了些许的遗憾。新中国建立以后，妇女们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位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这些普通的女艺术人的日常生活中，从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的确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提升，但也真实地触摸到男女社会价值的差异。

诚如天津从事砑葫芦的女艺人褚新贵所说：做艺人辛苦，做女艺人更辛苦。男艺人可以在家里专心的创作，而女艺人只能利用做完家务劳动后的剩余时间创作。在男女两性家庭地位越来越平等的今天，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均衡，仍然限制着女性的发展。而这一点是与女性和男性的创作价值不被社会同等认同相关联的。女性手工艺创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与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在一个未完成的访谈中，被访的女艺人感慨地说，她现在从事的这种手工艺的从业者大多为女性，原因并不是这门手艺更适合女性，而是因为这门手艺的市场价值太低，因而男性不愿意参与。这让我们想起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强调的“女性主义劳动价值论”即当一种工作的从业者多为女性的时候，这种工作的价值被看作是相对低下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进来时，这种工作的价值就越来越高。这是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至今仍然存在的一种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

相反，当女性涉足男性占主导的手工形式时，她们常面临着无形的压力，或被排斥，或被贬低，或被边缘化。传统女性手工艺创作除了一些艺术品本身的功用，创作的过程对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她们经常可以成群结队，在说说笑笑中完成一件作品。但是，当女性只是某种的工艺创作者的很小一部分时，情况就不同了。一位在传统的男性手工艺行当中拼搏的女艺术人来说，自己的一大痛苦是创作时间支离破碎，另一大痛苦是找不到交流的人，男艺人可以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而她却很难加入，她感到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艺术领域，自己被边缘化了。

河南汝州玉松古瓷厂厂长孟玉松，可以让失传千年的青天釉汝官瓷重放异彩，但无法改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性别观念，因而常常遇到一些笑话。一位想找她索要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进门就问她：“玉松叔叔在家吗？”另一位陶瓷爱好者找到厂里，对她说：“请把你们厂长叫来，我想跟她谈谈。”当得知面前的她就是时，都惊讶了。因为在大众眼里，做出大事情的人，应该是男士。“在刻瓷艺术领域耕耘多年的兰州女艺人周汩也感到“身为一个女性，本身的性别身份使别人对我理解和支持受到一些影响”。她说：“一次，一位在研究院画画的人慕名来找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以为你是男的呢。’”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女人应该做与女红有关的艺术，要闯入传统的男人的艺术领地是艰难的，要做出成绩，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从访谈中我感到，女艺术人的创作不被社会充分认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女艺术人的创作自身。可以说，她们的创作“承袭传统有余，而自主创新欠缺”。其实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传统手工艺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女性手工艺创作中显得更明显罢了。在访谈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词语：“看样学样”。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创作，她们更多地在“学样”，而没有想过要“变样”，要创新。她们的艺术作品中融入了自我，实现了自我，但这种自我实现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她们在无意识之中把自我寄托在了作品中，而没有自觉意识到艺术作品所蕴含的自我价值。这也正如我国的妇女运动缺少女性的自我觉醒一样，女艺术人们的艺术自我也并没有完全觉醒，她们只是承传着过去，并没有在作品中添加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新元素。看来，要提高女性手工艺品的市场价值，首要的是要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空间，社会尊重女性创作，重视女性创作；同时，女性也要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素质，在工艺方面进行改进。

性与暴力恐怕真是永恒主题，亦且两相纠缠。桂小虎的《勿视》系列并非仅在描绘性事，而是饮食男女忽然遭遇窥视与侵入——这也是暴力。暴力，即便以法律或道德的名义，但每一对正在交媾的男女——无论是夫妻、恋人、嫖客、“性工作者”，还是偷欢的人——都会被严重伤害，承受难以启齿无可化解的羞耻。

性从来伴随羞耻，不过有谁想过窥视与闯入也是一种羞耻行为，或曰：“行为人羞耻”么？就我所知，赣南乡间的古老风俗倒是从另一面确认了这种羞耻，即凡目击性事的人，将由当事人贡献一碗鸡汤，算是安抚。然而《勿视》系列中的闯入者是另一回事。

年初香港影星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不在性，而在当事人的声名，尤在这名的性私与羞耻成为公众的消费，其消费链，是图像得以无限系列的网络高科技。虽然大量流传网络的“扫黄”照片主角都是无名者，但羞辱并不因此减弱。倒霉的当事人已被羞辱一次，上了网络，这羞耻于是成为任人观看的展览。

庞贝城妓院墙头残留的春宫画，是感人坦然欢娱的记录：中国春宫画则一半是性教育，一半是为了赏悦。当代绘画的性主题纵然杂陈，但不敌影像中的性那般深刻而具有攻击性。桂小虎《勿视：系列可能涉及三重暧昧：其一，他的素材来自扫黄图片，这是绘画与图象的纠葛；其二，他选择并再现这些图像本身即构成再度窥视；因此其三，这一窥视，奇异地，使性与暴力的主题隐含社会批判，而在凸现道德困境的同时，作品本身被置于首先的困境。

艺术经常意味着暴力，兼具诱惑，类似性。《勿视》系列自身即携带暴力与诱惑。差不多每位写实画家都被性素材——描绘女性裸体，甚至描绘性事一一所诱惑。道德的部分内涵是对诱惑的克制、抵御，艺术的部分动机则是对道德的冒犯——所谓扫黄人员对床上的男女更道德吗？而艺术在冒犯道德的同时，有可能试图以不首先的方式寻找道德。

观看永远是诱惑，绘画源于观看。当我们眼看这些画面，一如我们撞见或故意撞见他人的性事。是回避还是观看？古训是“非礼忽视”，但这句话说出了观看的困境，这困境，可能是绘画的理由——也可能是罪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