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之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这是次日晨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新华社发    　

    新华网沈阳９月１７日电（张宝印 雷宇 孙健）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零时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向中国军队进攻，向中国百姓动武的最后准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从这一天起，东北成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１４年的殖民地；从这一天起，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关东军：零时磨刀霍霍，清晨蠢蠢欲动

    在原奉系军阀边业银行工作过的孙竞寰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他回忆说：“１９２６年，我经叔叔介绍到张学良的边业银行工作，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管吃管住，每天还可以打网球，生活条件比较优越。９月１８日那天清早我一觉醒来，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百姓的生活表面是平静的。然而，侵华日军为了这一天，已经做了不知多少准备。

    １９３１年，东北日军每天都在频繁调动兵力。４月中旬，日军将适于在寒地作战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５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处理方案》。６月，上演“中村事件”。９月７日至１８日，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视察驻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日军。

    “那些天，沈阳的清晨多是在关东军的实战演习中开始的。”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他当年的家离城很远，不知头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回忆说：“第二天清早进城，我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日本兵把银行的门堵上，许进不许出。后来我听说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没回宿舍，交通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了关内。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可是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

    沈阳城：百姓忙碌生计，日军暗藏杀机

    这一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没有风，算得上是中国北方秋季里的好天气。

    今年１０６岁的张春台老人，当年家住在沈阳城内中街，是一家皮鞋铺的师傅。说起９月１８日这天，老人还记得耍手艺的那间铺子叫“内金生皮鞋铺”，那天的活儿多，他晚上就住在鞋店里。

    ９月１８日下午，日军已经做好了从南满铁路的西、南、北三线向北大营进攻的布防。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带领几名部下，做好了用炸药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一侧路轨炸毁的行动准备。

    张春台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他突然没了饭碗：“那天上半夜１０点多钟，听到北面一声巨响。半夜时，我听见城西方向响起枪炮声，本想走到街上看看，可害怕就没敢出去。枪声一夜没停，我也一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了日本兵占领了沈阳城，开着摩托在中街上巡逻，皮鞋铺的买卖也不敢开了。”

    “当时，我家住在中街，丈夫开了个名叫‘怜众’的中医诊所。家里条件还好，日子过得算是体面”。今年１０２岁的王洁清老大娘回忆说，“‘九·一八’过后，日本人来了，诊所的生意就越来越差。没过多久，中街地段所有好房子基本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家被迫搬到了小土房里。之后，日本人又强迫我给住在我原来房子里的日本人当保姆，那户日本人把我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把屋里的炕改成榻榻米。我每天都得给他们做饭、收拾屋子、提水，干完活再回自己家里吃饭，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酸。”

    北大营：深夜遭突袭，不抵抗撤退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时２０分，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发射出的炮弹便落在了沈阳内城的东北军北大营。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当时，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正出席军界举办的水灾赈济会。北大营７０００多官兵正在酣睡。

    ２００６年５月去世的陈广忠老人，是我们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北大营士兵。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天正是北大营官兵发饷钱的日子。夜里１０点多钟，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声震醒，不多一会，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上级让我们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打进了６２１团的营房，听撤过来的弟兄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杀着冲了过来。连长一看没有办法，就下令开枪还击。我打着打着，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我中枪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６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低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九·一八”：烙在中国人身上的伤疤

    ９月１８日２３时４６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１９日零时４０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凌晨，日军登上沈阳城的小西门城墙。

    上午９时，全城张贴了“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中午１２点，本庄繁到达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至沈阳。

    “九·一八”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３０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１２条铁路线。

    “九·一八”后不到一个月内，东北沦陷。

    事变发生时住在沈阳大北边门附近的于长清老大娘今年１０３岁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和酸菜。晚上８点多钟我已经睡下了，１０点多钟被炮声震醒，我和儿子清楚地看到北大营方向有火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帮一伙的日本兵在大北边门里面巡逻，老百姓都吓得躲开了。”

住在沈阳大东区管城街的８６岁老人山峰奇，在事变发生时还是个的１１岁孩子。他回忆说：“第二天起床后，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本兵跟着装甲车正在我家门前慢吞吞地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不知过了多久，街上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１９日，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就全都被日本兵占领了。”

 

作者：欣 骏

 77年前的9月18日晚，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悍然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日军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3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我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9月18日被视为“国耻日”，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是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才会觊觎中国，狂妄地叫嚣“征服中国”。因为落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才会成功；因为落后，我东三省才会沦陷；因为落后，才有鬼子故伎重演的卢沟桥事变。知耻而后勇。勿忘国耻，就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早日使我中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这样，才无愧于“九·一八”死难同胞。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是要切记：团结就是力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东三省广大人民群众、边防军和地方武装的爱国官兵、绿林武装，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抗击日伪军。随后，到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若没有军民的团结、爱国官兵的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团结，戮力抗击日军，后果不堪设想。团结就是力量，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并在今年的冰雪灾害和地震灾害中得到了进一步诠释；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是要更加珍惜与热爱和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人民应该抛开仇恨，积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当是对 “九·一八”最好的纪念。同时，我们也要擦亮眼睛，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整整77周年。今日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受奴役、受欺凌的日子早就成为历史。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却过去的血泪、屈辱，自强不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