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下电视剧观察”系列之一
《失踪女人》，知性阶层的集体咏叹
作者：梁静
1、
《失踪女人》用了一个特别诱人的名字来吸引看客的眼球，用了一个自作聪明并充满冒险意味的阴谋来串连全剧，随着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先后登场，剧情逐渐错综复杂起来，从一个简单的女人失踪的问题，引出了一个离奇甚至啼笑皆非的故事，尽管此剧以失踪女人程丽娜的人生经历为串连全剧的重要线索，侧重于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甚至为迎合观众逐新猎奇的客观要求，用了几条线索同时并进、心理悬疑、警察侦探等各种手段推进剧情，却不难看出，它也反映了中国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女性群体、中国富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打工人群真实的生存状态，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各类知识分子面对这种矛盾时令人汗颜和不忍卒观的观念和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贵族阶层和特权阶层共同统治中国的黄金时代，这是一次知性阶层和贵族阶层的较量，是渴望成功的知性阶层集体失败的一个特例，可以作为经验装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档案里去。
2、
任何艺术品都是当下现实的客观反映，《失踪女人》并不例外，它以一个渴望成功的女人的成长道路为线索，将与之有关联的众多男人带入了她的命运轨道，并和她一起经历了一次次历险的刺激和痛苦的煎熬。失踪女人名叫程丽娜，大学毕业后为实现管理一个大企业的梦想而南下广东，不想竟在应聘中遇到了诈骗纯情女孩充当性感视频聊天卖春女的所谓的网络公司，被迫误入风尘，虽然是激情视频，并不直接出卖肉体，但对大学毕业怀有一腔抱负的知识女性程丽娜而言，不啻为一种极大的污辱与伤害。程丽娜漂亮，但过分的漂亮给她引来了这场灾难，之后，她成了当时激情视频上最红的女孩，被公称为“红线女”。自古红颜多薄命，漂亮最容易被无情摧残，因为美丽如果不能为欲望所拥有，就必然招来欲望的毁灭。激情视频被警方取缔后，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顾易林顶替了网站的创建人做牢三年，三年后，他凭借手中掌握的当年激情视频过的女孩的聊天记录，一一寻找并进行勒索，他每找到一个就说，“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替你们坐了三年的牢，应该得到补偿。”一个掌握着计算机技术的知识青年最终被纳入到罪犯的行列，并因此而变本加厉，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顾易林坐牢期间，程丽娜离开广东，来到东海，后回到家乡西都，三个男人先后走进了程丽娜的生活。第一个男人乌子豪，一个充满了成功欲望的青年男人，一个曾经被程丽娜真实地爱过的男人，他在将自己最爱的女友送给公司总裁张厚诚做情人并策划了以女友程丽娜之子换取总裁三分之一财产的阴谋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理由非常充分，在告诫因不耻他的所做所为而与他计划目标不一致的程丽娜时，强调说：“谁让我们是穷人，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如何能够快速获得成功，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对于一个生存在特定的暴富时代的颇有才干的年轻人而言，他对成功的渴望由一开始的安心工作演化成了对欲望疯狂追求的不择手段，从本质上讲，他不过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但我们通常谴责的是他道德水平的低劣，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民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乌子豪不过是这一时代的高度浓缩而已，充其量是人品人格有问题，而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第二个男人张厚诚，这是一个中国典型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的伟承人，这一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其对儿子的苦思忧盼上，甚至因此而引出了乌子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阴谋，引出了程丽娜借不是其亲生儿子的儿子而分得了三分之一财产的闹剧，这实在是对中国男人重男轻女思想的极大的讽刺，当然，看过此剧的中国富豪们，也许会从中汲取一个教训，那就是确保亲子鉴定的真实性，这是中国男人的劣根性所在，他们不会认为女孩也是自己财产继承人的客观存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张厚诚的可笑之处，还体现在其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当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时，他对程丽娜怀有身孕的态度是冷漠的要求其打掉，以维护其正人君子的企业家形象，而在其获知自己得了绝症后，对程丽娜的渴盼又重新燃起，日夜思念，直到程丽娜出现以后，他竟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地直接要把财产留给这个儿子，如果不是程丽娜要求亲子鉴定，他的激动一定会让他死不瞑目。第三个男人赵东风，一个被程丽娜利用和最终真正信赖的男人，在程丽娜认为自己怀上张厚诚的孩子而被张厚诚无情命令打掉，从而听从乌子豪的建议躲起来生孩子后才得知自己是假性怀孕时，赵东风这个善良重感情也爱程丽娜的男人被她想起来了，因为赵东风曾在她在家乡差点被人侮辱时救过她，并在送她走后递给过她一张纸条，说要好好爱她。因而在遭遇了生命中两个得到了她却并不珍惜她的男人后，程丽娜将产子最佳人选的绣球抛给了赵东风。程丽娜并不爱赵东风，但她愿意生一个赵东风的孩子，这是受伤之后的女人通常的反应。
幸运的是，程丽娜生了个男孩，从而使乌子豪的阴谋能够如期进行，也给了程丽娜报复张厚诚和乌子豪这两个伤害过她的男人的机会，如果程丽娜生的是女孩，也许她会使用别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也许会给她的小家庭带去别的麻烦，这是由她个人的生存愿望来决定的，因而她的人生注定要充满挑战，不是这次失踪，就是下次风波或者别的浪潮。
程丽娜带着她一岁半的儿子赵嘟嘟很自然的失踪了，阴谋从此进入了实施阶段，伴随着阴谋，各色人物同时登场，电视剧从这里作为了它的起点，赵东风的寻妻寻子行动由此开始，乌子豪阻止赵东风寻妻的阴谋紧随其后的实施开来，顾易林的敲诈行动也在全国各地上演，张厚诚的妻子、集团的副总裁李晓慧调查程丽娜孩子真实身份的行动也在秘密中进行。
3、
《失踪女人》本身不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也许编创人员想要用一部戏甚至是一个女人的人生经历来浓缩一个时代，来鞭笞和讽刺这个时代的荒诞不经，但遗憾的是，无论从剧情的编排、剧本的创作还是演员的表演上，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硬伤，多处生拉硬造和不合情理削弱了此剧的艺术性，虽然使用悬疑手法和侦破方式吸引了观者的眼球，却并没有使其列入精品电视剧的行列。但此剧极尽针砭时弊的特点，尤其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在这里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展现。无论是程丽娜、乌子豪，还是顾易林、胡永晨，在这个日益繁华的都市里，按照中国的现实，他们定然是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然后进入社会，之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属白领阶层，既然是白领，就属于拥有知识的人，当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延逐渐缩小到从事研究、教育和艺术创作领域的时候，这些白领就成了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异类，只具有知识，不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民族骨气。但他们仍然区别于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因而他们是代表着中国一部分人群的特点的，我们权且把他们称之为知性阶层。
前文已经交待过顾易林、程丽娜和乌子豪的身份，他们的堕落也各有其因，虽然与各自的性格有关，但终究不能排除了时代的诱因，这是本剧的一大特色，所有的人物都不会是简单的自己的代言人，而是有着明显的群体代言人的象征性。虽然所处行业与身份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身平民，愿意用自己的头脑和才能为手段，以出人头地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目的，不相信自己不能成功。乌子豪如果真的没有良知，不会在东窗事发后选择自杀，他完全可以换一个城市，换一家企业，换一个名字继续做自己的成功梦，因为他不是直接参与对张厚诚财产的经济诈骗，他完全是逍遥法外，不用负任何责任的。顾易林如果本质很坏，就不会在得到程丽娜答应给付他敲诈的一百万时感激涕淋的致谢，这完全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敲诈勒索，说明他本身并不想如此去做。程丽娜则更是一个多重受害者，这伤害是乌子豪、顾易林、胡永晨共同面对之外后还要遭受的，是这些男人一般不会遭遇的，那就是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必要面对的性别弱势所带来的伤害，这伤害以剧中程丽娜遭遇强奸事件为始，到被迫当黄网色情视频女郎，再到爱上乌子豪这个以女人为其阴谋工具的男人，再到遭遇张厚诚这个身价不菲却视女人为生育工具的企业总裁，她的命运似乎不断地在被男人所伤害，同样的，她离成功梦也因这些因素而或远或近，幸运时会离她很近，不幸时就会一落千丈。我们可以说她的遭遇是具有个体因素的，如果不是她漂亮，就不会遇到这么多事，但我们还有必要清楚一点，为什么一个漂亮女人就必然要遭遇这种命运和挫折，因为女人仍然处于被看和性载体的客体位置，当权力的握柄多数掌握在男性手中时，就不会用客观的眼光去对待男性和女性，就会不断出现漂亮女性被骚扰和被伤害的现象，因而剧中的程丽娜，无论她自身具备多少才能，有多么优秀，都摆脱不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命运，漂亮是这种女人的通行证，也是她们的墓志铭，如果丑些，凭实力也许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但是漂亮就不一定，因为在你成功之前，障碍就已人为地设置好了，你不钻都不行，因而无论成功与否，程丽娜都无处可逃，她是中国漂亮知识女性群体生存现状混乱不堪的一个真实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在所谓男女平等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实则不公的真实处境的再现，是中国女性面临就业压力采取的变通之法的一种诠释，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男女平等这一概念的最好注解，它提出了一个平等是为谁而平等、在何等条件下平等的问题，揭开了中国近五十年来所谓的男女平等这一充满着蛊惑色彩的口号是多么苍白无力的根本，因而可知，程丽娜的形象，同样有着多么特殊的代表意义。
胡永晨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代表的是媒体的腐化与堕落，代表的是这个时代对曾经是良知与公平的传媒业的歪曲与异化，在收视率高低影响新闻工作人员饭碗的内部评审制度的压迫下，胡永晨敏锐地感到了赵东风寻妻的卖点，于是在制作“寻找真情——寻妻万里行”的全国寻找程丽娜的节目制作中，不惜造假制假，不仅阻碍了赵东风寻找妻子，也欺骗了众多观众，最终因事情败露而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走向投河自尽的道路。赵东风不堪忍受他所谓的包装与策划；乌子豪派往节目组以赵东风追求者身份监视赵的动向并阻止赵寻妻的乌子豪的女友葛菁菁，因参与节目而有了出名的机会，竟然因此而有广告商找她做广告；还有众多崇拜赵东风而报名参加节目制作的女性，说出的话都是一样，“为了出名”；包括暗中关注节目和控制节目进程的乌子豪都在讽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发生。”胡永晨是另一类知识阶层人士的代表，从他身上，揭露的同样是这个时代的荒诞不经和颠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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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出现了一个一般规律中不常见的结局，最终的获胜者是李晓慧——集团副总裁，张厚诚的原配。如果说赵东风是感情的胜利者，李晓慧就是一个全面丰收的人。这样的结局，我们不得不重新猜测，编创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李晓慧及张厚诚，是在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在政策的支持下，经过一番艰苦创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深知这个时代特色的人都明白，这种原始积累与中外任何一个时代大变革中的资本积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带有一定的剥削色彩和沾有一部分人血泪的过程，张厚诚夫妇就是这一时代的弄潮儿。在此剧中，他们夫妇是作为中国新崛起的贵族阶层的代言人出现的，李晓慧的最终获胜，即是新贵族的获胜，无论颠覆这种经济霸权地位的人是谁，掌握了足够经济力量和政治背景的新型贵族都不会轻易被动摇其支配地位了，这就是《失踪女人》用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必须要清醒我们头脑的告诫。
有一部分人对最终让李晓慧这样的女人得意地笑到最后很不舒服，但是清晰了她所代言的群体的身份后，就应该能够理解她的行为方式了，她的利用乌子豪、曹胜利和玩弄乌子豪、曹胜利的所言所行，都不过是一个权势阶层的自然行为，不会因为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而改变立场，她只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和张厚诚如出一辙。此剧区别于别剧的特点是，这个胜利者由女人来做了，而且是一个没有为张厚诚生下儿子、先后玩弄了自己两个男性下属的、挑战了传统男尊女卑的秩序的女性来做了，这就违背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感情价值取向，假如这个最终的胜利者是张厚诚，人们就会认为结局顺理成章，旧有的道德观念和秩序准则就没有感到被破坏，情感上也很容易会接受。此剧安排李晓慧作为最终的胜利者，真正揭开了男女平等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等级压迫下男女一样的真实面目，如此深刻与明显的揭露，的确打碎了一部分人天真看当代社会的美梦，但是，李晓慧的形象，从女性主义角度讲，却不啻为一个较为进步的人物形象，至少说明，一部分掌握了社会资源的女性，学会了自我保护和享受人生，并且能够清醒地对待感情和事业，虽然令人不快，但比起众多男性成功者的放纵与自私，李晓慧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与李晓慧一同获得了最终胜利的是赵东风，这个屡遭挫折却百折不回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同样与李晓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晓慧的胜利，代表的是权势阶层的经济层面的获胜，赵东风则代表着正义、公平、人道主义的回归，因而此剧的结局，即冷酷又让人感到一丝丝暖意，这温暖是赵东风代表着人间最简单最自然最纯洁最不含一丝杂质的情感的气息的温暖，如此编排，也让看过此剧对这个时代恢心丧气的人看到了一点微弱的光。
《失踪女人》，对中国知识阶层提出了一个的问题，面对一个巨大的变迁的时代，拥有知识与学识的中国人，应该如何摆正知识和金钱、权势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拥有知识的人都缺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人格品质，则会家之不家，国之不国的。
“女性主义视野下电影观察”系列之一
另类尊严的女性
——影片《租期》中妓女形象的解读
作者：梁静
当王莉在情急之下，颤抖着手从坤包里抓出钱包，抖抖缩缩地取出那张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八万元存折，大叫一声“等一等”的时候，我的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郭家驹的手指头也终于不被割掉了。
这是影片《租期》中的一幕，女主人公王莉乃一不折不扣的现代小姐，男主人公郭家驹则是一个出生在农村、有文化有知识、因公司经营不善欠了人钱的小老板。故事因郭家驹的父亲病重、要郭回乡并带着媳妇见最后一面开始，引出了郭家驹租用小姐王莉假装其媳妇回乡探家的一系列闹剧。于是一个小姐回馈自己的状态与处境，男人重新认识妓女的微妙过程也就此展开。
其实，关于妓女有没有尊严，能不能令男人感动的话题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中国古代，妓女资助秀才科举考试的例子就并不鲜见，妓女不计金钱、因爱穷秀才而毅然用自己的体己赎身令男人感动的例子也数不胜数，包括著名的茶花女，也一样用生命换来了阿尔芒终身的悔恨与痛苦。千百年来，我们被她们感动，因她们而重新认识妓女并产生同情的心情也一样不可否认。然而，尽管如此，妓女这一名词始终令一些女性处在尴尬与悲剧的边缘，她们在这种强势压制之下，没有希望没有憧憬地活着，在男人眼里，她们是彻底没有尊严的一种女人，在女人眼里，她们是最值得唾弃的一些个同类。所有被男人感动和同情的妓女仍然都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就像《租期》中的王莉，虽然与郭家驹没有爱情，却在郭家驹被债主威逼要割掉指头做为偿还之时，忍痛拿出了自己仅有的八万元钱。当她拍打着郭家驹的胸膛哇哇大哭、埋怨郭家驹的时候，当她在两年后涣然一新、挺着大肚子、不施脂粉地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是让郭家驹这个男人深深感动与同情、深切怀念并尊敬着的。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女性作为妓女的真实处境，相对于王莉的良性结局，郭家驹家乡的疯女人就是为世所不容的真实写照，然而疯女人就是疯掉了，只因为妓女也有爱也有痛也有尊严也有承受的底线。王莉是在与郭家驹假扮夫妻的过程中，被那些亲情、家族观念、结婚场面逐一刺激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妓女生涯的，尤其是当她有些溶入了正常女人能够感受到的亲情中时，郭家驹旁敲侧击地行为、言语和神情对她身份的提醒，使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现实与幻觉中疼痛，当郭家驹因她给自己的侄女化了装而生气地将她送给他侄女的一对耳环掷到她的面前，表示不愿自己家中出现一个小妓女时，她屡被污辱的尊严终于再也不能忍奈，她愤怒地独自离开了郭家驹的家，临走时，将一支口红送给了一样被刺激而疯掉的疯女人前辈，面对紧跟着自己走出郭家驹家乡村口的疯女人，王莉痛苦而又发疯地说出了这样一句经典：“你干嘛要疯掉，你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那一刻，王莉的尊严被激发到了顶点，也许就是那一刻，她发誓不再做妓女了。
王莉不做妓女了，但郭家驹并不知道，也并不意味着她曾经的过去就被遗忘掉了，不可否认的是，她在郭家驹的心里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因此，两年没有再见到王莉的郭家驹一直在寻找着王莉。而同样是面对王莉救出郭家驹指头这一事件，郭家驹的朋友并没有真正感动和同情，当他们驶往看守所去见被公安端掉的卖淫女中一个叫王莉的妓女的途中，他朋友的一番话道出了男人心中对待妓女的真实心态：“你把她捞出来了又怎么样，她不过是只鸡。”这个朋友最终被郭家驹轰下了车，因为只有他被王莉感动，只有他心中为王莉这个妓女留着一点点尊严的空间。
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是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故事，没有哪个妓女能为尊严而改写自己的历史，女性并非天生要去做妓女，因此每一个成为妓女的女人都是在尊严被一点点磨损掉的过程中被男人欺凌被女人唾弃的。而这正是妓女做为女性的最大的悲哀与痛苦。
然而我们不禁要想，难道妓女真得就没有尊严和人格吗？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妓女从来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和善良召示着自己的价值，李师师、杜十娘、柳如是、苏小小、小凤仙、茶花女等等，也包括王莉，如果将她们的身份抹去，难道她们不是一样的巾帼吗？我们在谈论她们的时候，并不会因为她们是妓女而瞧她们不起，我们赞叹更多的，是她们的为人和品格，是她们个人气质中所显示出的刚毅和独立，善良和聪敏。
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愿意成为妓女，如果说古代社会妓女的产生是被迫的结果，现代社会的妓女就是变相被迫的产物。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之为一部中国农民的血泪史，那么综观一下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出现在中国的妓女现象，不是一样要划归到这一部血泪史中吗？那么多农村的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后，憧憬着城市生活涌向城市的同时，一个个陷阱、一次次梦想的破灭击碎了她们心中曾经一样高贵的灵魂与尊严，她们在失去亲人的关照和理解下，在充满了冷眼和阴谋的荒漠里，操起了所谓的皮肉生意，难道真得就是她们的错吗？他们和用跳楼、抢劫去问老板要回自己血汗钱的农民工又有什么区别。包括十年前的下岗风潮，一样让很多城市女性步入了妓女的行列。这就如同王莉面对郭家驹侄女天真地向往城市生活时自嘲出的一句话：“哼，出去你就傻眼了。”剥夺了女性的生存权，还要要求女性纯洁和干净，不正好比美国白人将黑人奴隶的生存权剥夺到了最低限度，再去声言黑人只配做奴隶吗？这样的理论恐怕无论如何也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吧。
因此，这样的环境就使得现代妓女的产生多少带出了一丝温柔的自愿色彩， 但事实上，是谁让女性选择了妓女的道路，是谁让妓女没有了尊严，归根结蒂，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权力粗暴剥夺的异化，是男权社会中诸多不平等中的一种，是这种话语权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她的状态并不比任何一个处在这种不平等社会中遭遇尊严受伤与污辱的人差劲，也并不比任何一种女性的生活状态低贱。如果说妓女是在两性的不平等中用肉体来换取生存资本，那么那些在权力的不平等中挣扎的人又是用什么来换取生存资本呢？我不相信，在任何一种不平等中，没有人不在变相地失去尊严和遭受污辱，一部腌割了雄性窒息了雌性的人类文明史，进化的道路上界定了道德、荣誉、崇高、英雄，制定了满足私欲、统治人类的法律法规，把男人推向了战争、荒诞和痛苦的边缘，把他们高高的举起，又重重的摔下，为了让重重摔下的男人们依然能够昂起高贵的头颅，又创造了父权、夫权这两个王权与族权的铁血死党，女性，为此而承担了最幸福与最可怜的使者角色。
因此，面对男权话语权下的女性生存，妓女姐妹真得用不着自轻自贱，高贵不在于从事什么职业，而在于人的心中是否有灯塔照亮希望，因为处于两性不平等劣势境况中的女性不仅是你们，还有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女性，妓女，应该和其它女性一样，只为自己活出尊严而努力奋斗。而这，也正是中外历史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妓女群中仍然有许多令人可叹可敬的女性存在的原因，就如同影片中的王莉。
如果说王莉是尊严着的现代妓女的缩影，我希望这样的女性越来越多。
“女性主义视野下70后女作家作品观察”系列之一
现代爱情模式下的女性生存言说
——解读梁静秋长篇小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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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中国作家》封面所言：“这是一部很有现代疼痛感的爱情题材长篇小说，常见的三角关系，不常见的感受和描写。”我想，仅仅因为“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一诱人的命题，也能使所有爱过的人不由地驻足翻看，而正是因为“不常见的感受和描写”，阅读文本就成了一个分享爱情愉悦和体味之中痛感的微妙过程。没有人不经历爱情，没有人不记得那甜蜜抑或凄楚的瞬间，作家梁静秋的纤纤弱笔正是击中了人们心间为爱滞留的那一个个瞬间，长久地使人沉溺于记忆之幻境不能恢复的状态而占据了《中国作家》的一席之地，其间爱情观念和女性深处其中的状态与思想的准确表达，不能不说是对女性话语权的一种软性申张，不能不说是对男性眼中的所谓女性形象的一种颠覆。这是一个用女性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的爱情，是男性作家笔下不可能再现的一种思想表达，它柔情似水又阳刚如火，爱恨交织的情感中不乏自尊与自强的流露，流水变幻的生活中不乏冷酷与自戗的清醒，它告诉了男人，他们眼中的女人为何“水性扬花”、摇摆不定；它告诫了女人，面对人生，女人需要自救与自赎的必然。
如果不是爱情经历的真实再现，小说啰嗦的语言、琐碎的情节和口语化的表达几欲令人放弃阅读。然而正是这种浓重口语气息的讲述，在读者被爱的诱惑真正拽入文本之后，渐渐进入了一个笼罩着伤感情绪的回忆之中，那淡然而克制地表达，逼近着爱情的细节与真实，每一个瞬间都给了文本爱情以别一种表现形式的存在。读者会在这种真实中产生必有的情感共鸣，因为曾经的爱过就是这样子的，试探与猜测的交织、目光与灵魂的碰撞，浪漫而温馨、情绪而又神经质，无时无刻不给人以生活的乐趣与欢快。这样琐碎与情绪化、口语化的表达，无疑只能出自女性之手，这不仅是因为女性的生存状态时刻需要被爱所支撑，被情绪所主宰，还在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她的言说方式，也就是所谓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才是文本能够在女性作为性符号的男性话语霸权下如此美丽地生长开来的全部理由，而这也正是文本区别于以往爱情表达的突出特点。
众所周知，女性经验长久以来一直被淹没在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对女性经验的打捞则是对男权中心话语设定的女性地位的冲击和拯救，是对男权中心话语秩序的破坏与颠覆。五四以来，中国的女性话语表达就从未停止过这样的文学倾诉，结合着西方女权主义的相与辅助，倒也此起彼伏地浪打着浪。无论是冰心、张洁等老一代作家的创作，还是王安忆、铁凝第二代作家的写作，无论是残雪的先锋派还是池利的新写实主义，亦或新世纪的身体写作，都是女性不断寻找自我和挖掘女性生存空间的努力和追索。从女性创作到女性写作的演进中，我们渐渐在对女性文学的清晰认识中理智与自信起来，女性的写作不再是寻找男人的初级阶段，而是成为探寻自己的主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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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讲述生存意义的爱情文本，作家的讲述是含蓄的，内敛的。仿佛一个亲密的女友，对你讲述着一段令她敏感、怀疑、反复思考与感受后，最终确定为爱情经历的曾经往事，这往事并不复杂，现实生活中俯拾即是。故事的发生地点在辽宁的抚顺，这样真实告知故事发生地的小说如今已经不多见了，正是因此，故事才显得真实可靠而又极具吸引力。我们姑且不论小说的主人公艾姑娘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因为面对纯粹的爱情，任何职业和身份的参与和界定都会破坏爱情本身的美感。围绕着艾姑娘的生活，文本出现了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只是因为两个人物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使得艾姑娘经历了两种爱情模式、爱情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男人，以及被男性追逐的青春女性都会经过判断阶段的比较和参照的矛盾情绪。作家表达的特色之处就在于重视和强调了女性经历爱情时的细微状态，所以讲述起来既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又将女性面对诸种男人的全部心情和思考贯穿其中，手法简单却效果最佳。
在这样一部生活细节尽情展演的爱情小说里，如果不能深谙女性心理与情感变化的特点，想要从其爱的氛围与情绪化的诉说中体味作家对爱情观念和女性生存哲学的理性思考是较为困难的。我们不得不从艾姑娘面对陈七与王东两个男人对她的追求中，在艾姑娘爱与不爱、到底算不算爱的感性认识、理性思索和自我判断与自我发现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因此，我们所要发现的，就不是艾姑娘的爱情，而是一个女性借爱情外衣来公示于人的心灵史话，文本留给我们的，只有艾姑娘一颗被真爱包裹的心，一切的往事，都已成烟，不管是先于王东认识并相爱结束后的陈七的纠缠，还是她与王东之间因陈七的纠缠而反复被考验的爱情，都不过是艾姑娘表达自己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一些必要的元素。当“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感慨发出之后，艾姑娘关于如何判断真爱，如何发现自己的过程就完完全全地接近了尾声，也就是说，女性只有在与男性的交往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生存状态的本真面目，也只有在与男性交往的思考判断中，女性才能更加正确地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清醒自己的存在意义，这与男性话语霸权下男主人公通过透视从属位置的女性来认识自我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就是文本带给我们的较之以往不同的女性言说的力量，它使男性作为客体、清晰而又理性地凉晒于女性的视野之下，完全用女性的目光重新审视爱情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将男性作为审美对象的经验叙述，对女性关于活着和存在的意义、女性的爱情观念、女性眼中的男性及男性应该如何认识爱情中的女性等问题，进行了一次丰富而形象的表述。费振中在他的《“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中说过：“在文学话语中，没有别的方式，只有性话语才能颠覆男性叙事中心，最终颠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无疑在向这种期待又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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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中，无论是作为第一主人公的艾姑娘，还是她所遭遇和接触是女性，例如王敏等人，都是有着自己独立事业与经济收入的知识女性，都是已经摆脱了男性思维中要么淑女要么妓女的单一形象的现代女性，由于男性话语的影响，我们在阅读中往往会不自觉地用男性的心理来看待作品中的所有女性和那些男性，这就给了我们既能分析男性也能够分析女性的种种方便。
很显然，在面对陈七与王东这两个追求者之前，艾姑娘是经历过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因此，在处理与陈七和王东的关系时，她才能做到冷静客观和游刃有余，正如王东在他们最后一次矛盾冲突中对艾姑娘说出的一句话：“是不是你做什么事都想好了再做的？我只是觉得你收放自如地，很恐怖。”而在此之前，艾姑娘在与陈七的爱情中，面对经历过很多次爱情和女人的陈七真诚的表达，她的态度是：“你只是觉得有一种女人很适合你，但我究竟是不是适合你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呢？退一步讲，即使我真的就是适合你的那种类型的女人，也的确被你从心理和生理上需要，但你适合我吗？”如此女性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爱情中的自觉，而且也只有爱情，才能充分体现出女性的这份曾经被自认为救世主的男性表达淹没过无数次的自觉。这种女性表达使得艾姑娘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即使她感觉自己和王东之间真的有了爱情，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在王东告诉她她是令他今生只疼一次的爱情、并讥讽她好些次也不真疼一次的时候，她仍然这样面对她们的爱：“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呦，就算你说的对，我也注定会疼上那唯一的一次的，但绝不是跟你的这次，等我将来要生小孩的时候，等那个时候再疼好了。”
如果这种表达还不能让男人理解他们眼中的女性所谓的水性扬花，我就只能告诉你，艾姑娘之所以能够如王东所言，爱很多次分手很多次都不疼，全是因为她没有爱上，因此她可以面对王东的痛苦而不发出主动挽救的信息，尽管她有分手的痛感，但并不能促使她放下高傲的自尊去妥协。即使是与陈七和王东的性交往也并不能说明艾姑娘就是在爱。从女性的角度讲，性是女性检验男性是否爱了和自己是否爱了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可以拒绝与抵制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唯其如此，女性才能获知什么是爱、什么是真正的爱，正如文本中艾姑娘所言：“通过王东，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天簌，叫做鱼水之欢。”同时表明，在真正的女性意识面前，任何提倡女性婚前保守贞节与不可随意过自己愿意的性生活的男性观点，都是荒谬和不公正的，是本身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男权统治者以全民社会的名义剥夺掉的女性权利之一。两性、两性交汇，这是生命的根据，也是生存的本体，人类只有两性的合理生存，才能共同走入并发展文明，因此，女性也只有在没有依赖男性提供物质条件而能够独立生存的前提之下，在精神与肉体共同体验到的情感中才能确定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女性也只有在爱情面前不再盲目激动的理性思考下，在缺乏了被爱的包裹之后仍然自尊自强的活着的心态下，才能在男性话语权下显示出两性的优势，才能平衡人类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与道德批判。在这一点上，以往三角爱情抑或多角爱情的文学表达都没有如此直接与冷静地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必需，也正是因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表述才显得尤其珍贵与必要。
当然，作者在故事的结尾还是考虑了读者的需要，让艾姑娘和王东的爱情有了一个重新和好的结局，如果从现实分析，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妥协，用文本中她们共同的朋友王敏的话说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现在这样，明知道自己手中握着的东西很重要，也很珍贵，但又总是想毁掉，毁掉的过程的确很刺激，可重建也是需要能力的。即便有重建的能力也不见得再有重建的勇气，纵使你仍具备重建的能力和勇气，也不见得再有值得重建的人或事物了。”因此，王敏劝她们“两个现在就好好的，在一块玩儿吧，人生几十年，也不过就一瞬，转眼就云烟了”。如果她们不懂她的话，她告诉她们：“那你将来会懂的——等到像我这么老时——当然，那时就一切都晚了。”因此，艾姑娘在王东终于又一次找到她时，选择结束了那种执拗，向现实妥协了。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她爱王东，但事实上是，她只是在珍惜着一种情缘，与至死不渝的爱情已经无关，要爱也是王东的爱，而不是她的。
“女性主义视野下70后女作家作品观察”系列之二
如果爱情可以变通
——读镕畅中篇小说《当阳光变冷》
作者：梁静
很显然，镕畅的中篇小说《当阳光变冷》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缺乏父爱的少女爱上老头的爱情故事，其中还缠绵了大量的貌似爱情的温情与浪漫。如果文本中没有范友申和Ｑ友的相继骚扰，误以为梅函子真的爱上吴文彬都是十分正常的观后直感。
对于镕畅的名字，我是早已熟知了的，除了名字特别之外，年轻女性被多方关注与推崇并尽快纳入山西诸学人之视野的前进速度也是令人不得不予以驻足的理由。当然，用作品说话永远是作家被人认可与尊敬的唯一途径，因此，尽管镕畅之大名如雷贯耳了许久，初次相识她还是在看过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小说选刊》上的《当阳光变冷》之后。
初读《当阳光变冷》，立刻想起了陈源斌的《走过从前》、小木的《白羽毛 红羽毛》、麦卡洛的《荆棘鸟》，无论是寂寂无名者的短篇讲述，还是驰名中外的长篇经典，无一例外地牵涉到了少女爱老头这一爱情模式。不禁要想，除了已经变为作家笔下的婚外的老夫少妻，现实社会中还有多少不被演绎与诠释的感情变异？如果加上泛滥成灾的影视创作，镕畅所要表达的爱情观的确值得细究一二了。
镕畅所要表达的爱情观若用《黄河》主编张发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我就愿意爱老头，我就愿意给老头生小孩。”如此简单明了的总结曾经一度令我对镕畅的勇气和魄力心生敬佩，尽管从未读过她的作品，但是如此坦率表达自我的真诚却是同作为女性的我不敢企及的。然当读过《当阳光变冷》之后，“梅函子带着一种”范友申“永远也无法了解的冷漠和忧伤”转身而去时，我才咀嚼出张发先生所得结论的原委所在。没有被爱的温暖所感染，也没有被性的美好所迷惑，只有回过头去一页一页翻品，才能从那冷静优雅、充满了俏皮的语言和自嘲的失落的笔调中，体味出作家寄藉其中的款款温情。
《当阳光变冷》应该算是一篇反映中国当代年轻女性，准确地说是中国某一地域女性爱情生活的写实作品，说它能够概括当代中国年轻女性的爱情观，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得中国所有女性的生存状态整体趋于一致，而相对于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东西部思想观念的区别而言，细微的不同仍然是个体差异存在的客观事实。文本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叙述，使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浓郁的女性气息，尤其是那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渐趋转移和形成的爱情观，使得文本显而易见地被纳入了女性文学的范畴之内。
如果说《当阳光变冷》所要张扬的爱情观是刚性的、激烈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如此，因何而形成？作家笔下的梅函子是一个有着独立经济收入的未婚护士，并且有一套母亲去上海与哥哥同住后留给她的房子。在衣食无忧、事业稳定的环境中，“饱暖思淫欲”的古话用在梅函子身上似乎最为贴切不过，更何况爱情本就是许多女性为之沉湎一生的梦幻所在。于是梅函子在文本中一出现，就与她的情爱经历紧密相连。文本采用的是顺序的写法，情节简单、人物较少、故事娓娓道来，因而没有费力理解情节人物之间有多么复杂的阅读障碍。
梅函子最终与能够成为其父亲的外科专家吴文彬相恋，并使自己的爱情观得以确立，是在遭遇了一系列情感挫折之后渐渐形成的，这就与陈源斌的《走过从前》中直接描述少女爱老头的情感方式有了表达上的区别，客观上给当代社会少女爱老头这一普遍现象之所以形成的爱情模式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总结与概括。之所以这样讲，还要从梅函子所经历过的三个不同的男人说起。
我们先来看一看梅函子第一次的情感挫折，梅函子在为患者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晚报记者范友申，是一个幼年时期因婚外情而被父亲抛弃不得已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男人，从他所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业余技能来看，应该属于自我奋斗型的知识分子和才华青年。同时在缺乏父爱这一共同点上，梅函子与之有着同命相怜的惺惺情愫。而且从文本上我们获知，无论在别人眼中还是在厌恶范友申之前的梅函子眼中，范友申都当之无愧地是一个帅哥。因此，梅函子在护理患者范友申的刀伤痊愈后让一见钟情的爱情之火汹汹地燃烧了起来，就在她为真诚、纯洁、美丽憧憬中的恋情勇敢而大胆地献上自己的第一夜时，她的激情在那一刻被心中的失落浇淋的似有还无了。面对与自己心仪也被对方欣赏的男人因爱情而碰撞出火花的首次交媾，梅函子在想：“会有一种恢宏的温暖覆盖自己吧，被人们称为爱情的东西，炽烈而深沉，浩瀚而恒久，浪漫而明媚，能带入坟墓，抑或来世。就是文学故事中常写到的那种甜蜜而令人心神摇悸的震颤。”然而文学作品的虚幻与真实生活的差距使梅函子在情爱幻想中面临了第一次尴尬：“但是没有，除了身体划过一种尖锐的冰凉，还有就是虚幻的激昂。她非常失望，但没有哭。”在此我们读到了以往一些女性作家同样表述过的女人的心声，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第一次与异性的交媾通常伴着疼痛与恐惧、屈辱与犹豫，即使有一纸婚约的保护，即使是男性十分温柔地介入，都会有撕裂一般地心碎，肉体的疼痛导致美感的缺失，往往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享受的愉悦。而梅函子在这一点上的不幸在于，当她“内心带着一种希冀，希望”范友申“能把第一次留在她心中的冷酷而哀伤的毒蛇拿掉，让她相信那是个意外，如同一列火车钻进隧洞时偶尔出现的阴冷和黑暗，但很快就朝阳光下驶去，一直开到远方”而突然出现在范友申家门口的时候，范友申“没有表现出任何或高兴或欣喜的神情，倒是有一种猎人得到撞到枪口上的猎物一样的窃喜”，梅函子当时“的感觉是敲错了门，而面前的这个人她真的不认识”。在感受了因“自己犯贱”而使躯体和心理遭受了双重的“寒冷谋杀”后，梅函子对范友申的爱情仍不能彻底失望，对爱的执着使她“那颗在阴雨里浸泡得太久快要发霉的心”在度过了数日的不快与艰难地恢复后又一次蠢蠢欲动了，然而这一次，在范友申小小的阁楼里，她“看清楚了，长凳上躺着一个女人”，“范友申背朝着梅函子，头贴在那女人的肩上，喘息，大汗淋漓，像一只刚打完架的狗”。由此，梅函子的爱情之火终于熄灭，“脑袋涨得就像被人用鼓槌敲过了一样，”不得不隐忍的痛楚使她在独自一人疗伤的现实生活中将情感的归属渐渐地倒向了能给她以温暖的吴文彬。
如果说范友申是当代中国未婚男性对爱情不专一、对女性不负责的代表人物，那么在文本中偶尔闪现的Ｑ友就是中国当代已婚男性对婚姻不尽职、对性爱不专一的经典浓缩，而与他的交往正好是促使梅函子将情爱目标锁定在父亲辈人物的催化剂。作家将梅函子心理不断变化的历程巧妙地结合在与三位年龄段不同的男性交往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其了驾驭情节的能力与写作技巧的纯熟。
对于梅函子与Ｑ友的相识，作家采用了网络聊天的方式，这是一个穿插于她与范友申和吴文彬两个生活实景中虚拟而又实在存在的人物，他出现的目的仅在于让梅函子宣告爱上老头的爱情观的顺理成章和完全成立。很显然，Ｑ友是一位已婚男性，这在梅函子与其相识之初就已经被划定了的，从文本中我们获知，Ｑ友是南宁一家经销空气加湿器公司的业务主管，平日喜欢舞文弄墨，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是网聊这种形式，为她们之间提供了情感空寂时聊以自慰的空间，并且随时都有触摸情感陷阱和升华彼此关系的可能。事实也的确如此，不管Ｑ友本性是不是忠实于妻子的男人，也不管Ｑ友是否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煎熬，至少在与梅函子的聊天中，他表现出了红杏特愿出墙的暧昧，而且还要时刻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矫情面孔。他用梅函子认为“空灵而优美的文字蛊惑”着他的网友，又用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倾诉与理解的幌子距离着梅函子的心猿意马。这种交往时刻警醒着梅函子的意识：“她感受到一种钝刀割肉般的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冷酷而决绝地对她说：你只有一刹那的温暖而已，在这之前，你没有。在这之后，你忘掉曾有。不论他发给你的那些极美极温暖的文字是真是假，但，他的生活与你，终究是，不相干。”直到Ｑ友利用出差便利特意绕道来看望梅函子之时，她们的虚拟友谊终于得到了一次真正的考验，很显然，Ｑ友的友谊是着色的温暖，祈盼着一夜情的Ｑ友在梅函子一句“你喜欢你妻子吗”的提问中露出了难得的本真面目，“我想，我爱她”的回答应该是令梅函子既为Q友妻子欣慰又为自己抱屈的满意答案，因此，梅函子客气地将Ｑ友送出了她的世界，一句再见即成了永远的告别。
在同梅函子一同经历了情感旅行的误区之后，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少女爱老头的真正动因了。无论是未婚的范友申还是已婚的Ｑ友，带给女性的无一不是羞辱和痛感，梅函子之所以将感情受到礼遇的快乐与吴文彬分享，之所以将性爱被温暖覆盖的幸福奉献于吴文彬，除了那份无以言说的悔恨与愤怒外，还有就是女性从心底里升腾的需要被怜惜的天性和对真正纯洁与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切渴望。而这正是范友申与Ｑ友都无法给予她的，她只有在吴文彬那里才能够找到，因为那里还残存着一丝雄性的光芒和智者的体温。因为吴文彬“不会去见一个又一个网友，或是一次次把她们带到自家的阁楼上”，他的年纪使他“变得更真、更诚，岁月滤去了杂质，又回到了生命最初的本真状态。没有抑扬顿挫，只有平缓、看透生命本质的那种平缓，如水一样清纯，带着浮世之外的童真”，而范友申和Ｑ友，“, 生在一个异性唾手可得的时代和开满怒放鲜花的国度，没有时间和心情关心梅函子的感受，她内心的寒冷像喜马拉雅山的冰川一样由来已久，对他们来说太坚硬太庞大了，他们的小冰镐只朝着自己的方向掘进。”在此，作家终于得出了一个与时代相应的结论，那就是，在“一个异性唾手可得的时代和开满怒放鲜花的国度”里，还会生产纯洁的爱情和完美无瑕的性爱，还会允许古典爱情观的畅通无阻，还会有人揣着对待圣女一样的心态顽强挺进女性天生追逐纯洁爱情的冰川狭谷吗？那里太坚硬太庞大了，对于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愿对生活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当代男性而言，这已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这样一个结论，我想似乎应该能够为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明存暗有的婚外抑或婚内的老夫少妻关系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吧。
然而梅函子真的爱吴文彬，吴文彬就真如梅函子所感受的那样美好吗？不是！这在梅函子与吴文彬发生性关系、自认为在吴文彬那里找到了温暖之后的内心独白中可以寻到一些答案。当时的“梅函子哭了，然后大笑”，“她站在高岗上俯视着范友申，‘你以为你是谁，故作潇洒，佯装倜傥，留了一头长发就了不起吗？只有古怪的公鸡才过分爱惜自己卷曲的羽毛，你自以为是风流才子，其实充其量就是一只公用的破牙刷，这里捅捅，那里捣捣，不以为恶心反以为荣。’”“现在好了，她找到了自己的温暖，同时也找到一种极好的方式来污辱他。”由此可见，梅函子之所以爱上吴文彬，除了寻找着那一份长久以来青年男子不能给予的温暖之外，还有就是对范友申不忠于爱情的一种报复。对于自视为女人主人的男人而言，将他爱着或正在占有的女人送到别人的床上，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种污辱。在换位思考绝对成立的设想上，梅函子是理智而清醒的，她对于范友申的报复显然是蓄谋已久而又不委屈自个的，她拒绝Ｑ友接纳吴文彬，就是善待自己的最好证明。
梅函子是真的爱怜吴文彬的，她与吴文彬之间，“是一种张力，即非情欲，亦非理性的成分，是一种深切的，无法用言辞表述的体悯之情，如同他能体察到她身体内部的寒冷，而她也能感受到他心里的恐惧，”也只有她，能够从吴文彬这“棵临近枯败的大树”身上，看到那“挺直的躯干”和感受到那“常人无法想像的能量”。相对于范友申和Q友，吴文彬这个“即将走向萎缩的生命”才是真正能够给予她温暖的人，她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时，“是被纵容和被认真宠爱着的。”然而，梅函子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吴文彬不能给她带来家庭生活，不能对她负任何责任，同样不具有承担的愿望和能力。他眼瞅着梅函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嫁而不做任何表白，他所说的话只有一句：“那样对你、 对他都不公平。”他所能做的，只是送了梅函子一份带着美好祝福的新婚礼物和半年后“看上去老了很多的”可叹模样，面对梅函子，吴文彬与范友申、Q友基本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也只是梅函子爱情天平对他的深度倾斜。
梅函子的情爱归属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然而就是这样的选择，仍然是她心甘情愿的付出，她为吴文彬怀了一个可爱的老生子，准确地说，是为她自己的渴望与憧憬的情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有了这个爱的结晶，梅函子在未来生命的路途中将风雨无阻，即使这个孩子即将托生在她与范友申为实际利益而结合的家庭里，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有了爱，女人是不惧怕任何风雨险阻的。而这结局，似乎又是对范友申之流对爱情不忠对性爱不忠的男人最大的讽刺与报复，对于被现实逼得无路可逃的当代女性而言，梅函子做出嫁给范友申的决定是理智而合情的，毕竟是男性霸权的时代，女性既要成全爱情，又要保全孩子出身的健康环境，采取如此折中的方法未必不是一种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梅函子本身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她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她有充分的理由和准备选择这样的冒险之路，而且她也没有必要独自一人承担养育小孩的艰辛与困难，而这正是范友申之流的男人教给她的貌似不负责任的捷径之途。面对吴文彬的不能承担，梅函子是宽容的，也是理智的，只能说明，梅函子是一个坚强与独立的女人，她在追逐爱情的旅程中终于明白，真正能够为自己承担的只有自己，范友申、Q友和吴文彬，不过是她生命历程中的匆匆过客，唯一能够被自己留下的，只有曾经令她感动过的那一丝温暖和那温暖散发延伸的生命之光，她不为谁而活着，只为自己身与心的愿意而活着。
分析到此，我们似乎能够理解作家所要表达的爱情观的现实意义了，如果文本真如我所理解所言，那么作家给予范友申及梅函子从小缺乏父爱的身分就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一点上，作家的犹豫不决与不愿挑明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拿起笔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作家，即使不是呐喊女权的持戟者，即使没有为女性生存状态深深忧虑的强烈愿望，紧紧为了爱情观的表达，也没有必要如此的遮遮掩掩，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即使范友申和梅函子有父亲，少女爱上老头的例子在当代社会也并不鲜见，这是女性生存空间日趋狭小的必然选择，这是女性追求自由性爱的必经之路，也是女性不断认识自我的痛苦攀爬。
“女性主义视野下70后女作家作品观察”系列之三
问题少女的爱情悲剧
——解读小木短篇小说《红羽毛 白羽毛》
作者：梁静
当“小茹像一片白羽毛被风托着飞出窗口，落地的瞬间变成红羽毛”的时候，突兀之后的震惊使我长久地凝固在无以言说的痴呆状态，她为何要死，难道死真得那样无所畏惧？小木文风突变之后所要讲述的这则故事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什么？
午后的阳光懒散而迷茫，《白羽毛 红羽毛》的凄凉仍旧躺在我的办公桌上不肯消散。那个乍一看颇有些神经质的小茹，用她生命的凋落拽住了我久已麻木的心，也许死亡才是引发我去认真探究她的真实动因。
谈小茹之前，不能不提到她的创造者——小木，从学生时代就立志写作的小木，显然已经与文学相依为命了，从１９９４年的《乡村少女》到今天的《白羽毛 红羽毛》，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蜕变经历了漫长的十年。为了写作，她开了书店，浸泡在馨香沁人的书堆里，总算发酵得周身文气，坐拥书城的便利终于成就了她久未实现的梦想。小木写了许多爱情故事，也曾一度关注过罪犯和其它各种生活经历的人，但爱情总是她触摸人性的切入点，《白羽毛 红羽毛》即是一个以问题少女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的社会问题小说。相对小木以往作品，此文在擅长抒发个人观点的写作方式上有所改变，在写作技巧的运用上娴熟圆润，渐入佳境。在分析小茹爱情悲剧之前，先要知道小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缘何成为问题少女。
之所以确定小茹为问题少女，除了出于单亲家庭这一显著特征之外，还有她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神经质。小说是以男主人公陈怀安的视角引出小茹、认识小茹、观察小茹、逼近小茹的，我们对小茹的了解熟悉也仅限于陈怀安的视野所及，唯一能够比他早确定的是，小茹在他走后像一片白羽毛被风托着飞出了窗口，而这一事实，陈怀安可能会在以后获知或根本就不可能知晓的了。
当小茹飞出窗口成为即成事实之后，我想大多数读者首先惋惜的是小茹，甚至有些怒其不值，而陈怀安也不会被视作引发小茹奔向绝境的罪魁祸首，一切都只是小茹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而已，然而当我们跟随陈怀安一起经历了这场似乎并不真实表现或存在过的婚外情后，从中窥见的只能是小茹自以为成熟实则单纯的女孩的孤独无依的灵魂。
小茹是个出自单亲家庭的女孩，我主观认为这是使她爱上陈怀安这样一个已婚男人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出自这样的家庭，长期心理失衡的环境也使她的个性孤僻和冷淡，焦躁和固执起来。小说中，小茹的妈妈在对陈怀安表述自己的担心时说：“她正处在危险的年龄”，且仍在上学，那么显然小茹是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但小说中分别从小茹和陈怀安的嘴里透露出另一条信息，那就是当小茹第二次与陈怀安通话时提到的完成毕业论文的交往借口，又证明小茹已不是一个中学生，很有可能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且从小茹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得出她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具备有较高的个人修养。不知是小木有意混淆小茹的年龄还是无意介定小茹的身份，对于读者来说，这都是想要分析小茹死亡原因的必备条件。假如认定小茹是中学生，那么小茹最后的死亡会更顺理成章些，但若是个要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那么小茹的死亡就只能说明她是个存在心理智障的女孩，即使没有心理疾病，也是性格较为偏执，过度孤独、执着、充满理想主义爱情观的少女，而这些特点正是促成一个人能够走向死亡命运的根结所在，所谓的为情而死也只能是一个合适的依托而已，即使没有这次爱情，下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许同样会导致小茹这样性情之人的死亡。
当我们对小说文本中小茹的身份初步确定之后，就不难理解陈怀安所遭遇的这位特殊少女的所言所行了。陈怀安之所以会遇到小茹，是因为小茹主动地闯入了他的生活，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被动地接受者。陈怀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小说本身所要塑造的人物而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茹爱上了他，当这个内心极度孤独，与同学关系也十分紧张的小女孩需要一种力量来拯救的时候，他被圈定在了这个狭小的爱情瓶子里，爱上他也许是出于缺少父爱，也许是缘于少女对名人、学生对老师的崇拜，还有所谓爱情的诱惑吧，当这种原初的诱惑被每周两次同车的机会一天天拉近时，小茹终于在某一天按捺不住地拉响了弓弦。
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小茹就此将自己缠绕在那支丘比特之箭上，一去不肯复返了。
爱情最大的特点便是让相思者误以为被相思的人是最能理解自己，也最能被自己理解的相互误解，最能使人糊涂的也是将对方优点无限扩大的纯真幼稚，当这样的心理集中焦点在小茹这样一个处在初恋阶段的单相思者的身上时，爱情被现实无情挫败之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小茹所爱之人还是一个有妇之夫，注定失败的爱情就更加注定了小茹死亡的结局。
既然小茹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爱情遭遇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悲剧的结局，那么作者借助爱情体现小茹个性的爱情是不是真的爱情呢，小茹是不是在爱，如果爱了，为何又爱得如此大胆与执着，陈怀安爱了没有，陈怀安在小茹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呢？这些都是我们探究小茹这个人物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首先明显能够确定的是，陈怀安在这场天降爱情的神话里并没有迷失心智，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即使他有绝对的把握享受一场美丽的婚外恋情。这样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已然不多见了，当然这并不能排除陈怀安对这场婚外情所能造成的更大破坏性结局的理智判断，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能够感受到小茹对他炽热的爱恋，也能够感受到这股爱情之后所潜藏的巨大威力，而小茹最后的自杀正好证明了陈怀安理智的判断，否则那结局将更加不堪设想。
陈怀安第一次见到小茹是在２号地铁上，小茹冲着他的一个礼貌的微笑和眼神中浅浅的忧郁使他莫名地产生了几许怜香惜玉的情愫，之后诚如他的预感，小茹主动来接近他了，而且相约在厢根独处了许久，从而获知小茹是他的崇拜者，并且有着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不幸遭遇——父亲的抛弃，还有小茹那超越崇拜者的客气和礼貌中有预谋的亲近。然后是一天一个电话的骚扰，还有之后某一天突然造访时的真切表达。如果之前的陈怀安只是抱着很平常的老师对学生关心的感情和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想像，那么此刻的他就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处理这种微妙的情感滑翔了。
陈怀安的确非常谨慎，只是小茹却不谨慎，她的秘密被她同样敏感的妈妈感知并及时采取了行动。我们不能指责这样一个极富责任的母亲的善良和焦虑，只是她的努力不仅徒劳，反而更加促成了女儿的极端反叛。当陈怀安答应小茹妈妈劝说小茹时，客观上收到的效果是，小茹对他彻底失去了信任和爱戴，对纯洁爱情产生了怀疑，对唯一能够拯救她活着的一点点希望彻底绝望了。
陈怀安和小茹妈妈以极不慎重又冒似慎重的态度和行事方式摧毁了小茹自我构建的美好生活，当小茹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集中附着于爱情上时，成人世界的理智和惯性思维又一次露出了它狰狞的面孔，就像当年爸爸抛弃她们母子之后她不再相信任何人时的可怕与可憎。她蔑视陈怀安以及成人世界的谎言和欺骗，她对来看望劝戒她的陈怀安说出了这样值得我们反思的话：“你在帮我编故事来骗我妈妈和你自己吗？”“让你们陈腐的思想见鬼去吧！”，在小茹真诚、纯洁、善良的灵魂面前，爸爸、妈妈和陈怀安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愚蠢和可笑的。因此，陈怀安退却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伤害了小茹而愧疚，更多的还是因为无法完成小茹妈妈期待他劝阻小茹的任务。当小茹“从枕头下摸出一样东西，抽出一根，点上”时，他唯一想到的是“这哪是地铁遇到的女孩”，却并没有如他那敏感的预料一样坚持在小茹的身边做最后挽救的努力。作为一个与女性交往有着丰富经验的男人，陈怀安应该能够感到疯狂之后，且是面对窗户披头散发的小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仅是朋友的关怀也不至于会酿成小茹跳楼的悲剧，何况他本就是作为小茹妈妈援兵的身份去挽救小茹。然而事实上是，陈怀安出乎意料的走了，走的那么坚决。然后，小茹就飞出了窗口，由一片一尘不染的白羽毛变成了遍体血浆的红羽毛。
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因为为了让小茹死，为了让小茹的生命显示出她对这个世界反抗的力量，作者只好让陈怀安变成一个既缺乏勇气又缺乏责任心和善念的男人。因为我一直在想，假如那天陈怀安不走，一直和小茹妈妈陪着小茹，小茹肯定不会死，因为在她对这个世界最失望的时候，陈怀安依然是唯一能够拉她回头的人，即使是后悔她在对陈怀安的爱中所付出的尊严和真诚，也同样只需要陈怀安的安慰和关怀来慢慢化解。那么从陈怀安最后走掉的事实来看，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爱过小茹，而且也不值得小茹去爱，如此，小茹的死亡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既然陈怀安已经不值得小茹去爱，那么小茹的死不是更加不值了吗？
不，我想作者所要表达的死亡并不仅仅是因为爱情，小茹的死根本原因不在于爱情，而在于她对周围世界的绝望。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前边谈到的小茹的身世，单亲家庭及父亲抛弃她们后带给她的影响，用小茹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他离开我和妈妈固执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我就憎恨别人喊我的名字。也许喊我的人根本没有错，却被我无端敌视，甚至厌恶。我的同学几乎都被我恶劣的态度刺伤，我在学校越来越呆不下去。妈妈并不知情，还以为我还是好好的我。她虽然没有高深的文化，但是她值得我敬重。然而，敬重她的同时，我会为自己偶尔升腾的意念所折磨。这种意念很模糊，到底是同情还是可怜或者应该称之为，噢，我说不下去了，我的头又开始疼。”
小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始终与父亲背叛家庭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就活在这次变故的阴影之下，然而小茹又是一个善良懂事的孩子，对于母亲，也充满了爱与矛盾，她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涵养有思想的年轻人，当陈怀安问她有无朋友时，她说：“有时候，我更渴望能够和陌生人交谈。当然，这种交谈需要有一定的铺垫，还有，我会慎重选择。”在她和陈怀安之后的交往中，小茹的这种特征随处可见，例如她反复提到她对母亲的劝慰和她对陈怀安表达爱情时的语言方式，以及她对杜拉斯的《情人》的一段富有思辨性的感悟，都能反映出她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并非幼稚与单纯，相反更加理智与成熟，然而这些知识和过于早熟的思想并不能使她摆脱情感受伤的困境，当理论面对真实生活的时候，她是无助与凄凉的，而且比一般人更容易走向极端，当这种伤害用爱情的外衣包裹起来的时候，她被彻底的摧毁了，因为她爱的不是陈怀安，而是她内心深处对理想爱情的期待与渴望，陈怀安不过是她爱情观念的一个适当的载体，她爱的始终是她的爱情，为之绝望的也是自己理想境界中藉以信赖的爱情。
“女性主义视野下女作家作品观察”系列之一
似水年华中的不屈女性
——读王海鸰长篇小说《大校的女儿》
梁 静
王海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婚姻题材的创作，从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牵手》到今天的《大校的女儿》，一系列反映中国人婚姻状况的文学作品通过影视剧的传播，为国人顷心和仰慕。包括《新结婚时代》《不嫁则已》这些讲述多个家庭婚姻特点的小说，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现代婚姻万花筒里演绎的男女故事，在这些人与人之间只谈情感变迁的部落里，世人读出的是王海鸰对中国婚姻制度的反思、现状的焦虑和对女性身处其中的身份认定，当这种思考通过《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中的小雪、小枫、小西的充分体现出后，带给中国女性的震憾是长久而巨大的，人们因此在小雪的遭遇里寻找婚姻感情维系的根本原因，从小枫身上反窥自己是否有夫贵妻荣的依赖思想，从小西对非门当户对、只凭爱情维护婚姻的天真幻想中一步步清晰婚姻实用主义的真谛。
王海鸰把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在这几部小说里反映到了极致，当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被国人接受与喜爱之后，一部表达她对婚姻对女性最真实最直白的作品，也是王海鸰创作生涯中最为自己所欣赏的小说《大校的女儿》，以与其它几部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中。自传体，这个以作家亲身经历为创作原形、饱含作家全部心血的作品终于将作家的真实思想更为直接的表露无疑。
《大校的女儿》依然采用交错复杂的手法，讲述了以韩琳为首的三个女性的情感历程，但是，比及故事性可读性强的其它作品，此作更接近于思想上的追索。作家想要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只有坚强自尊独立的女人才可深刻领会的做人方式与标准、情感体悟与人生哲理，这种直言不诲的表达使人产生了共鸣。当这些细腻到灵魂与骨子里的刚劲不屈用一个个精练准确的词汇表述出来的时候，相信置身于同样境域与处境的女性，都会为之动容与黪然，即使不是这样的女性，也能从中学到女人先之为人的立命之道。
中国的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曾大张旗鼓地肆意宣扬过，即使在新世纪之初，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出版之后，女性的问题也依然停留在理论研讨的层面上，并没有因此而深入生活，所谓的指导不过是隔靴搔痒，缺乏实践价值和学习范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理论往往过于深奥与哲理化，实践又过于私人与泛滥化，在这之间，小说文本就显得通俗与形象化，更令人易于接受和感悟了。在这一点上，《大校的女儿》无疑应该算是一部拥有着女性主义气质的革命性文本，这不仅从小说主人公韩琳身上明显看出，更能从小说中时刻显示出的深度思考读得出来。
因为是自传体小说，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联想到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这种近距离接触作家心灵与生命痕迹的阅读，无疑带来了与之灵魂全面触碰的可能。小说结构简单，更像是一部长篇散文，以“我”——韩琳为线贯穿全文，时间跨度二十多年，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兵成长为一代当红作家的人生历程，这历程中，爱情经历是 “我”生命中最难以释然的部分，如同大多数女性一样，情感往往在生命中居于主要地位，即使“我”是一个愿意极大限度体现人的价值的女性，也始终在情感挫折的变迁中苦苦支撑，而这支撑，正是众多女性极愿意逃避与不肯面对与正视的，也是“我”区别于众多女性的特点之一，更是女性主义理论上所要寻求与发扬的女性类型之一。
“我”从根本上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愿“以十倍出色的工作学习响应着”领导对自己的欣赏，这也许是很多女人初入社会抑或与生俱来的人性，当这种人性遭遇女性以性别特征征服男性并为自己获得利益的现实一种时，即青年时代的韩琳做内科护士时，一个保送医科大学名额被喜欢充分显示女性特征、连汉语拼音都不认识的同事小姚争取到了，韩琳从此把曾经在业务上欣赏过自己、也为自己所看重的内科主任摒弃了，因为“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我首先要向这个世界证明的是我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 。在这里，作为女性的韩琳发出了自我重新认定的呼喊，她对社会、传统产生了怀疑，当这种对女人首先为人而非女人的反思在感情遭遇挫折，事业不断进取中逐渐形成体系的时候，它影响了韩琳一生的命运，她之后的所有生活经历，都与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昔昔相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挫折往往会成为类似于韩琳境遇的女性改变和调整自己的客观理由，从而使很多女性在生存方式的问题上下意识地纳入了男性划定的轨道，而文本的可贵之处即在于，韩琳在她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坐标上，从来都不曾改变过。也正是因了这不曾改变，韩琳的人生历程中，多了一般女性所不具有的自强本色。
韩琳区别于一般女性的特点在于，无论婚前婚后，她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并在被丈夫彭湛厌弃分居的日子里，独自抚养儿子长大，还没有丢下自己的事业。这一艰难历程想必有一些女性经历过，但能如韩琳这样只依赖于自己的奋斗与付出支撑在社会某一领域的女性，并不多见。因此我们能够在她那最为艰难与困苦的日子里，感受到一个女人苦苦支撑的全部心境。当她怀着身孕猜测到彭湛外边有人，“一个人坐在夜幕中的马路牙子上，为了男人的背叛凄凄惶惶失魂落魄伤心泪”时；当她就要临盆，独自忍受疼痛，彭湛却事不关己地回屋睡觉时；当她需要人照顾月子，彭湛却急着离开她时；作家用了极其简约的语言表达韩琳的感受：“我难过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能说出来我也不说，他不捅破我不捅破，他维持到哪步我就跟到哪步。”
韩琳是传统的而保守的，却也是最为激进的，为了孩子，她维持到儿子能够理解她的离婚行为时才决定离婚，为了自己，她再也不相信爱情，并且在独自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了事业，成为了中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尽管她苦她爱情上没有获得丰收，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讲，也就是男性通常所认为的公领域里，她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正是要为中国更多女性应该学习和尊敬的品质，如果说中国的女性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是自尊自爱自强，总是要在情感世界的小我中自怨自艾，总是要在爱情世界的挫折中无以摆脱，那么，《大校的女儿》中的韩琳，就应该是可以参照和仿效的例子，她的清醒、睿智与看透一切的豁达，她的刚强、坚韧与不屈，并不因为军中女儿身的客观，而是所有女性都有必要思考和学习的主观诉求。
《大校的女儿》之所以能为作家如此厚爱，被认定为她最重要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自传因素固然重要，更大意义上，它是作家思想体系的显性展示，我们也从中读到了，真实的韩琳并非没有人爱，而是她自己不要，当青春时代的初恋重又走进生活中迟迟到来的时候，韩琳和他——某师师长姜士安，选择了高尚的友谊，而这，又是一个有道德的女性诠释给我们的纯洁的人生、高贵的人生、真正坚强独立、对社会对人性有所启迪的女性的人生！
“女性主义视野下女作家观察”系列之二
论卢丽琳的《妇人》
作者：梁 静
1、
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散文运动，是相对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写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而进行的一场革新，作为一种文体革命，无论路上有多少崎岖坎坷，有多少异声反诘，它都必然是载入文学史册的一笔，毋庸质疑。重建个人史，追溯历史真相，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和叙述，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是新散文运动面对历史面对时代面对人类提出的新的文学观。在这一文学观的影响下，一批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类社会怀有深切情感与良知的散文家们，在反叛与创新的阵痛中崛起，带着一股冲破樊笼的豪气，将如沉暮夕的散文格局支解破碎，搏杀与坚守在自己重建的既被文坛欣然相悦又广受争议与怀疑的独立王国中。在这个王国里，有人激烈、有人和缓、有人讥诮、有人沉重，无论形式还是境界，他们都在努力地营造区别于前人的东西，想要开创一个时代先河。
2、
卢丽琳的《妇人》，面世之初即被纳入了新散文运动的序列，张锐锋先生在《妇人》的序言《一个人：反叛者的供词》中这样评价：她的散文创作已经成为新散文的重要一页，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们不会将这一页轻轻翻过。高度的评价，足以说明她的份量，她的反叛，因为寓言体和独语体，在新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她的女性身份，使个人体验在虚拟的神话世界里有了奇特的遭遇和想像，反叛的力度与深度被加大，甚至超越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闫文盛认为她“对这世界，坚定和软弱都过多了”，似是看出了零星的端倪，却又无法深入地探入其中，大丫山的《虚无之海，精神之塔》里，更侧重于其与现实冲突的表达的评判，与文人心忧天下的抱负如出一辙，并没有多少新意，不过是将一个男人的胸怀赞美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从而认定此乃卢丽琳的“可贵与成功之处”。
卢丽琳的胸怀不可谓不大，在所有对卢丽琳作品的评价中，有人将“先知”的光环罩在了这部作品之上，这是对卢丽琳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认可和评定，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女性不会拥有这样的理性和智慧。我们总是为一个女人拥有男人的气魄、雄心、胆量与思辨能力而对其另眼相看，事实上，这种对女性智力水平的低标准要求恰恰与女性的弱势地位紧密相连，它的惯性力量大大限制和削减了女性对世界万物思考的能动性与深入度，因而当《妇人》出现的时候，卢丽琳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存在与刺激，一种心灵被震动的惊讶与不解。《妇人》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但却并不因作者本身的弱势而得一时之众望，而是作品本身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是区别于男性思维领域所能涉及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思想的结晶，是区别于中外女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表达方式的异类总结，是堪与《呼啸山庄》《长恨歌》等一系列标柄史册的著作相媲美与平衡的，她的光芒如果今天不能得以辉灿，并不是它本身不具有发散的光源，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思辨力去读懂它，因而在这里，尽管是一个寂寂无名之辈，但仍然要说，《妇人》无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将会有其一席之地。
3、
通读《妇人》，会有一种无法释放的压抑如鬼火般悠悠扬扬地从心中升腾，这压抑起初并不直接来自于女性生存的困境，而是对整个人类的深层关怀，但又处处渗透了女性独有的思索方式，因而一种双性混合与疏离的无意识表达的融合，使得文本晦涩难懂和前矛后盾。卢丽琳《妇人》中的“妇人”，即是一个双性混合体，又是一个双性分离体，在需要表达男女两性所面对的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时，“妇人”是双性混合体，是代表全人类思想意识的，而在需要表达女性意识与愿望时，“妇人”则是真正的妇人。这说明作家本人并不是一个具有清晰女性意识的作家，但又是一个有着强烈反叛意识的女性，因而《妇人》有着向男性话语霸权靠拢的无意识倾向和申张女性权利与愿望的主观能动特点，这种表达正好达到了女性和男性共同思考以前由男性独立和单方面承担的思考，和男性共同介入对世界和历史的改造的客观效果，是将性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趋于合理，而不是消除性别差异本身的男女平等模式的一种努力和实践。在这一基础上，《妇人》的文本探索是极富有现实意义的，也会使我们对《妇人》的阅读变得轻松与容易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卢丽琳在自己制造的神话寓言世界里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这和中外历史上任何一部神话寓言是现实世界的高度浓缩的特点是别无二致的，我们不会说希腊神话与希腊当时的社会现状无关，也不会说《西游记》的创作与中国国情无丝毫牵连。在《妇人》的世界里，这里依然是一个男权制为主宰的天地，妇人的希望和失望全部被这个天地所左右，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因而产生在这个世界里的痛苦与悲伤，无不是当代社会的翻版和复印。先来看看《妇人》中出现的几个主宰世界的权威人物：死神、上帝、酒神。死神和死神统辖的疆域是妇人理想爱情和一切希望得以实现的理想人选和归途所在；酒神是世俗欲望的源头之一；上帝则是一切权威的代言人。这些执掌人类生死大权的神，全部以男性的面目出现，说明作家对人类主宰者予以认同的态度并没有脱离现实，但是，当妇人寄希望于男性统治者对人类之恶进行自发改造被认为是不可能，又以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予以提醒、促之进行被动的改变也以失败而告终时，作品通过妇人对死神、酒神、上帝所言所行的失望与绝望的表达，反映出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对男权制的深切痛恨与激烈反抗。这个时候，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是男权制这种有着强烈霸权意味与独裁特性的制度的受害者。作品中，无论是死神面对妇人收集的四大本人类罪恶记录时震惊之余的哭泣，还是上帝面对他派往人间主持正义的众天使被人类集体焚烧时因无力拯救而悲伤的死去，抑或是酒神面对狼藉一片在大地上的沉醉的人类而举起的犹豫不定的鞭子，都以男权制本身在面对自己所制造的一切人类史上的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揭示了男权制是制造人类社会各种罪恶的本源之一。因而《妇人不愿为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拒绝回到人类中去》，通过妇人对男性世界从希望期待到失望绝望的过程，通过提醒所有人类不再为男性制造的客观真理和统治谎言所欺瞒的真实体验，表露了女性人本意识觉醒的渴望，也暴露了主宰人类社会几千年男权制自身存在的弊病和不可救药的真实状态，直到最后一章《神、鬼和人都同时迷了路》的总结性表述，妇人以男女两性的混合与疏离的共同身份的表达，将男权制对人类两性产生的深远影响给予了深刻的揭露，男性的宗主意识在这里被两性共同产生的怀疑情绪强烈地彻底地讽刺和颠覆了。
作为双性混合体的妇人，在文本中分别以妇人、诗人、品性完美的人、纯洁的人、有罪的人、众天使代替而不断出现，这些人在文本中所要表达的，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普遍关注和经常嚼咀的事情。在《在危崖上》的“肉眼看不见的撕杀”一节独白中，关于中外伟大艺术家先后选择自杀是因为没有安排好生活和写作的关系的结论，卢丽琳有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一结论是荒谬肤浅的，她说：如果仅仅是因为生活，生命是绝不会这般脆弱的。而为了写作，一个人也不会愚蠢到非要采取这种损失惨重的行为。他必定是受了更大、更非凡的打击——一场来自他自身内部的、永无调解可能的激烈撕夺：一场肉眼看不见的拼杀。因而在《妇人》中，这场肉眼看不见的拼杀就时时萦绕在妇人的心中，她因此而不愿为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向死神要求改变死亡国的制度，拒绝回到人类中去，建议酒神鞭挞醉酒的人类，被她的同类阻隔在赴约的中途，无处埋藏自己的兄弟，对身后的世界充满担忧，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坟墓，直到惨遭迫害和死在自己的清洁之中。这些与自己灵魂的斗争，都是因为人类世界生长着太多的“蛆虫和粪便、杂草和尘垢”，“贪婪、堕落，对金钱权势的疯狂追逐、掠夺，尔虞我诈、欺骗、阴谋，就像洪水蔓延了整个大地；但大地浑然不知这可怕的危险，反而以为是播种和收获的大好季节。”这是一个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悲伤与独语，在《妇人在大海上惩罚背叛的爱情》一节中，妇人的声音犹如一面旗帜在猎猎作响：所有的人——那些高贵的生命和纯洁的灵魂，在面对不洁的世界时遭遇的都是类似的命运。然而，这命运又何曾能吓倒他们，他们早已有所准备，随时准备将自己当作祭品捧献出去。献出是痛苦的，但同时又是欢乐的；牺牲是可怕的，但又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精神，承载在一个重利轻义的现实中国的女性的血液里，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界思想界而言，弥足珍贵。
《妇人》中最难读懂的地方，是妇人作为双性分离体的那一部分，这一方面与女性的弱势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她所遭遇的爱情和因此而形成的爱情观有关。闫文盛曾在他的《灵魂深处的隐秘》中说过，“对于世界，她坚定和软弱都过多了”，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坚定指的是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坚持思想的坚定，软弱则指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客观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由于男权制的广泛渗透，许多女性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渗透中受到伤害而不自知，一些本身是不合理的存在被合理化了，即使是作家，也不能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束缚，弗吉尼娅·伍尔夫终生致力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拓宽，但她远没有她姐姐瓦奈萨走得更远和做的更绝，理由是，弗吉尼娅缺乏瓦奈萨的那种坚定和健全，那些让瓦奈萨不屑一顾的社会因素对她构成了严重的侵扰，弗吉尼娅是生长在维多利亚后期的知识女性，少女时代深受那时的道德规范和男性世界观的禁锢，成年后也仍然受困于此，因而，弗吉尼娅一生都不具备瓦奈萨那种视社会压力为透明气体的傲然与自若。在这一点上，卢丽琳同样未出其右，尽管卢丽琳在作为双性混合体时的坚定无可厚非，但作为女性出现在文本中时，便不断地显示出其软弱与妥协的一面，这也是《妇人》中主宰宇宙天地的众多神仙仍以男性为主的原因所在。
男权制的充分渗透使女性从思想意识深处认定了自己的从属地位，因而卢丽琳将求助于人的角色十分自然地就分配给了女性，把死神、酒神、上帝等分配给了男性，即使是代表着全人类意愿的表达，同样没有摆脱这一思维定式，比如她把诗人、品行完美的人、纯洁的人、有罪的人，都安排在了弱势行列里。由此得知，女性区别于男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依附于男性并寄希望于男性，会成为她和世界继续相通或引导其走向光明的第二条通途，只有当这条通途也无路可走时，妇人才会真正的坚定起来。《妇人》中，妇人的爱情世界由精神恋爱与世俗爱情相互映衬，在精神恋爱里，以《圣人查拉斯图拉准备下山寻找他失去的情人》中的查拉斯图拉和《妇人不愿为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的死神为代表，作为厌恶人类社会的肮脏与丑恶的妇人追逐和希望的对象，他们都因妇人来自人类世界的身份限制而拒绝妇人，实际上这里隐射着世俗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陈规陋习，他们对妇人高傲的拒绝和无奈的放弃，是圣人与神人也不能逾越世俗障碍的隐喻。可敬的是，他们的怯懦并没有使妇人退缩，反而促成了妇人对世俗世界的彻底抛弃，妇人从此孤独一生，真的没有为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而在世俗的爱情里，妇人因无法承受丑陋的生活忧郁而死后，要求爱人去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但在世间的爱人无力实现遗嘱而到死神那里去看她的时候，她的心因心疼爱人而柔软下来，终于死不瞑目地在死神和爱人面前咽了气。同样，在《妇人在大海上惩罚背叛的爱情》中，妇人的坚定使死神和不洁的男子黯然神伤，通过不洁男子的背叛，妇人对世俗的爱情世俗的人类不抱希望。无论是精神世界的爱情还是世俗世界的爱情，带给妇人的均是失落与悲观，妇人不仅作为双性分离体时的女性有着一个成长过程，在双性混合体时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作家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让妇人的精神世界在甘愿处于依附地位的希望中破灭之后才真正地走向最为坚定的一刻，才是卢丽琳真实的思想表达，而这正是我们感到疑惑与不解的所在，所谓的晦涩难懂，所谓的不坚定，在此时有了答案，这也是妇人最终选择在自己的清洁中死去的理由，因为妇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定的献身。
4、
一部《妇人》，交织了卢丽琳太多的苦闷、忧伤、期冀与挣扎，当这被压抑的情感因文学而得到承载和释放时，就如同滚滚洪流翻江倒海般地倾泄而来，汇聚凝结成了这样一本心血之作，使它不仅在新散文运动中因文本上的创新和思想上另类而被重视，而且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文本创新和思想表达上同样有其不朽的价值所在。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消费时代，这一时代特征映射到两性关系中时，结果令人不寒而栗，2007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程郁的《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中，史学家程郁将这种曾经一度在中国消失如今又复古的社会现象重又分析了一番，认为二奶、情人一类女性的出现，是女性复归于妾身地位的翻版，充分说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因而，在两极分化，诸多矛盾存在，传统文化中糟粕阴魂不散的时代境况中，中国女性的命运与处境显得越来越糟糕，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众多女性作家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浪潮，但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帽子仍然被她们所惧怕和拒绝，中国的女作家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即使是编辑出版《中国女性主义》这套被例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图书的负责人、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领头人的荒林教授，也不得不经常遭遇尴尬，因而她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前加了“微笑的”三个字，以获得更多人对女性主义的尊重和认可。如此迂回的策略，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不能不说也是无奈的妥协的一种表现。因而，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学界面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日趋暴露表现出回避与妥协时，卢丽琳《妇人》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沉寂的打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卢丽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女性思想者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界的女性，是敢于直面复杂社会的具有深切良知的女作家和女思想家，她为迷茫中的中国女性擎起了一杆思想的大旗，不仅明确地表达了女性对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危机的忧思，充分显示出女性作为知识分子同样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双肩担大义的品质特征，也提出了当代女性作为人的根本需要与精神上的迷茫与困惑，尽管她并没有对当代女性在消费时代所遭遇的危难处境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但仅仅从她敢于以《妇人》一书面对大众，以深刻的思想为主要表达内容，以代表全体女性为思想情感的发源地，就足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价值了。
尽管卢丽琳本人并不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却不能不认定其具有强烈的人本意识的反叛性，尤为珍贵的是，她的反叛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反叛，而是两性混合体的共同反叛。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队伍里，不仅有女性在研究，更有男性同胞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这是中国女性主义区别于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别完备的等级制度、宗族制度、性别制度在当代社会中的渗透和影响有关，与中国的男性同样遭受这三重制度的过度影响与毒害有关。因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因争取男女平等这样简单的目的而存在着，而是为分析解决人类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非公平非正义，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平等和谐自由生活与生存而存在的，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现实矛盾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之一，是真正“微笑着”的女性主义，是有着大情怀、大抱负、大胸襟的女性主义，卢丽琳的《妇人》，正是中国女性主义的思想价值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