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我和朋友一起到重庆规划展览馆听了苏童谈女人的讲座。一个多钟头的讲座毫无新意，零零散散，只是罗列了男性视角下可怜、可悲的弱女子形象。他以所欣赏的男作家和男学者为例，举了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学作品《猫》，把丑陋而邪恶的品格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席间，他多次激动地提到晚清学者辜鸿铭，特别津津乐道于辜鸿铭的“中华文明之花说”。所谓的“中华文明之花”是辜氏用来赞美中国女性的无我状态的，实质是在宣扬女性的自我牺牲，那是封建时代男人们的性别理想，他们把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辛酸和无奈说成是自觉自愿的，的确在封建时代少有女性对父权对夫权乃至对社会体制的反抗，但那是父权社会长期调教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中，男性价值的普遍上升是以牺牲女性的整体利益为代价的。苏童作为一位当代作家，尽管有熟练的写作技巧，但思想上却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老人。可悲的是，苏童的观点并不只代表他个人，当代中国的一大批名男人，可以举文艺界和美术界为例，都渴望有妻妾成群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地称之为责任感，是对性交后女人的养育。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以苏童的《妻妾成群》为蓝本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部电影迎合了中国男人的庸俗趣味，小说和影片中对占有多个女人的期待和性幻想成了男子精英们接纳和欢呼这部电影的理由。无独有偶，当代中国的美术作品里也充斥着一堆堆肉欲的女性形象，这种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已被清理。而在以时代先锋自居的中国名人圈内，包括男学者、男作家、男导演、男画家、男艺术家等等，却都妄想着回到古代的生活，因为在那里，男人是家庭的主人，也是女人们的主宰。

      在这种父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在男子集团的倡导下，中国当代社会还是沿用了男女两套伦理标准和道德体系，来严格地要求女人、来宽容地对待男子，尽管新中国的法律反对性别歧视，但通行于民间的习惯法即习俗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社会对在妻子怀孕时偷鸡摸狗的丈夫是宽容的，把避孕和怀孕看作仅仅是女人的事、把抛弃同居多年的没有新鲜感的未婚妻看作是可以原谅的、把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看作女性的义务、把二奶大学生看作是可以接受的。所以，那些功成名就的四五十岁的男人们争着离婚，好换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妻子，即使在婚姻中他们也和发妻形同陌路，在这种由孩子而维系着的死亡婚姻里，妻子不掌握财政也不享受性生活，只是养育孩子的工具，而男人们的私事都在妻子的视线之外。一份社会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家庭暴力呈上升的趋势，女性是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被挖眼、被割耳、被火烧，同时中国的妓女问题也愈演愈烈，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妓院是非法的，中国的妓女也是隐藏的，这就使得妓女群体成了被社会消费又毫无保障的可怜虫。虽然中国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早就提出“男女平等”，但上述的例子都在表明，男女平等并没有深入人心，对男权思想的改造还有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