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考证过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杨鸿雁换用“半夏”这个笔名发表作品，在我的阅读印象里似乎是从2004年3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心上虫草》开始的。紧接着同年5月，花城出版社又出版了半夏另一个长篇《活色余欢》。在云南省的女作家中，杨鸿雁算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半夏则延续着杨鸿雁擅长的题材路向，在上述两个长篇里为读者奉上了一个个都市女性情感故事，到中篇小说《螺旋结构》（《滇池》2007年第5期），可以发现这故事讲得是越来越精彩了。
《螺旋结构》其实讲的是一个老套甚至有些滥俗的婚外情故事：电视台编导，女人陶锦佳遭遇爱情，与已有家室的省副厅级领导，男人王旭东坠入爱河，有了孩子，母子秘密生活于一个单元房，成了王旭东名副其实的外室。一地鸡毛的生活使外室愤怒难平，最终打到领导家，男人方寸全乱。懵懂不知其情的妻子，另一个女人李惠在风云突起时临危不乱，深明大义，审时度势，最后想了个万全之计，打败第三者，捍卫了自己的家庭。第三者最终既没有得到男人，还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只能落荒而逃，在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中似乎即将疯狂。
说这个故事老套，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螺旋结构》极强的现实感，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读者时常可以耳闻目睹到类似的婚外情事件，特别是在婚姻道德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今。它也许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熟人之间，小说就像是现实生活的翻版。第二个原因则是这样的故事在先前的小说中已经屡见不鲜，光从女主人公陶锦佳的名字看，她就有一个姐姐陶又佳。十多年前，铁凝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作为畅销书品牌的布老虎丛书之一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写的也是一个婚外情故事，故事也发生在一个已有家室的官场中的男性领导和一个女记者之间，那个女记者就叫陶又佳。这里无意考察《螺旋结构》和《无雨之城》的故事是一种巧合还是借鉴，不过巧合也好，借鉴也罢，都不能作为贬低后来写作者的理由。按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每一个文本均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它写就之前，就有很多的前文本存在着，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正是也主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陶锦佳看成陶又佳的妹妹。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老套，即使已有《无雨之城》们，《螺旋结构》的故事依然好看。
现代英国文学家爱•摩•福斯特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曾把“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面，他认为故事是小说的脊梁骨。仅从这一点上看，半夏的小说可以说是对爱•摩•福斯特理论的一个最好证明。但是中外小说的发展史又表明小说如果仅限于讲故事又是远远不够的，故事，谁的故事？人的，所以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物，正是人物之间发生的一切才构成了故事。同样，《螺旋结构》中的人物以及人物间的关系才耐人寻味。我们来一个个看。先看两个女人中的陶锦佳。
陶锦佳年轻漂亮，在电视台负责一挡地方文化类专题节目的制作，能在这个位置应对自如得益于她良好的受教育背景。锦佳毕业于某大学研究生人类学专业。她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南下干部，离休前是副省级，家境很好。锦佳在大学时谈过恋爱受过伤，婚姻问题没有解决终成了一点美中不足，虽然锦佳以舞蹈家杨丽萍为榜样，喜欢穿大红大绿，喜欢戴一大串各式各样的银质手镯和长长的大大的耳坠子，是个漂亮得有些妖冶让人魅惑的女人。一次因为工作关系，锦佳邂逅了省里负责农村水利建设的副厅级领导王旭东，两人擦出爱的火花，一见钟情，坠入爱河。锦佳明知四十出头的王旭东有妻有女，却义无反顾，最终为王旭东悄悄生下了儿子梓梓。为生孩子锦佳不惜辞去了公职，到另一个城市躲了一年多后回来。虽然王旭东悄悄地为母子俩买了一套房子，但锦佳和那些金丝鸟般的二奶不同，她是一个现代独立女性，她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准，要养儿子，于是她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文化工作室。但是脱离了公职轨道的锦佳工作举步维艰，还有儿子呢？幼小的儿子需要照顾，哪怕王旭东从家乡农村悄悄请来了自己的二姐当保姆，对儿子也尽着不尽人意的义务。当儿子生病锦佳出差不在身边，王旭东却不能出现，二姐又离去，矛盾积累、升级最终爆发，当初可爱如依人般小鸟的锦佳在王旭东眼里成了烂女人。“烂女人”发出要像一棵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螺旋状藤蔓去阴毒地绞杀一棵参天大树一样的诅咒，冲向王旭东家。
和陶锦佳相比，读者对王旭东的了解要少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陶锦佳眼里和二姐眼里的王旭东，这与文本采用的主要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方式有关，小说全篇十八章，除第三、第十一、第十二章之外，主体的十五章都是从“我” （“我”即陶锦佳）的眼光出发来看待一切的。来自于底层农村的王旭东一定经过了不寻常的人生历程，才奋斗到了省副厅级领导的位置。王旭东是一家人的骄傲，这不仅对于农村老家，对于自己的城里小家也如此，特别对于他自己，因为“他不能当领导，他就什么都没意思了”。那么，按说王旭东应该一切围绕着“有意思”的轨道转，但偏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王旭东没能幸免于成功男人婚外感情一般都不会是空白的俗套，他遇到了陶锦佳。陶锦佳给他生下儿子，让他有了一种儿女双全，传宗接代的成就感，这是只生了个女儿的妻子李惠无法弥补的。连二姐都知道梓梓是王家的惟一一根独苗，哪怕他不合法，二姐还同情小陶而讨厌弟妹李惠。然而，政治生命和情人总难两全，当升迁机会来临时，不能见光的陶锦佳成了障碍，而况她现在完全变成了个泼妇，不能让这个烂女人毁了我升正厅的前程。唉，悔不该当初，但是她那时确实漂亮啊，《红河谷》多么抒情，真是《糊涂的爱》啊！我们读者似乎能从上下文中揣测到王旭东的心理。遗憾的是聪明如王旭东者此时就是把肠子悔青也无济于事，面对着怀抱儿子像天兵一样出现在家里的陶锦佳，王旭东完全傻眼了。
救兵出现了，王旭东的救兵就是妻子李惠。客观地平心而论，三个人中最冤枉的就是这个李惠，李惠虽然“对王旭东的家人不管不顾，但是对小家是倾尽心血的。这些年她除了上班就是相夫教女，王旭东的事业发展顺利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有力支撑。”李惠对丈夫的外遇之事一无所知，一个陌生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突然来家，孩子还管丈夫叫爸爸，突如其来的袭击也让她在愣怔质问丈夫以后，和锦佳扭打成一团。面对丈夫引来的烂事，李惠伤心欲绝之余迅速冷静，果断招来妹妹妹夫及时转移安顿了梓梓，避免了让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知道一切。最终李惠和丈夫商定，要下梓梓，给锦佳二十万元钱作为补偿，告诉她最好离开这座城市，不要再纠缠王旭东。
对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尽可以用传统的婚姻道德伦理观念来对其作出道德评判，这样问题会很简单：作为领导的王旭东是成功的，作为丈夫的王旭东迷途知返，是个好男人；李惠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而且有勇有谋保卫了自己的权益，合情合理又合法；陶锦佳是可耻的第三者，她最后丢了男人又折儿子是咎由自取，是报应是活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妻子们尽可以对故事的结局感到大快人心，不过这里不是道德法庭，我们面对的也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而是一个小说文本。那么是否可以也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这一男二女间发生的其实是两个性别之间的故事，那就试着从性别角度来理一理。
英国现代女作家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曾谈到男女两性间的性别之战，而《一间自己的屋子》到我们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则发生了变化。一种颇有人气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道家是主张阴阳和谐的，太极图就是一个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男女两性间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战争。但是不管怎样，当面对小说文本《螺旋结构》的时候，我们看到，里边确实发生了战争，而且还有比较火爆的场面，只是这战争让人一时分不清究竟谁和谁是对立的双方，是男女两性吗？那么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
这战争表面上看并不是性别之战，一方是一个夫唱妇随的完整家庭，一方则是带着私生子的第三者，打起来的是其中的两个女人，最后坐到谈判桌上的也是这两个女人。但是究其实质，这场战争仍是一场男女两性间的性别之战。
曾经缠绵相爱的女人陶锦佳和男人王旭东最后成了恶战双方，陶锦佳想绞杀王旭东，王旭东表面躲着陶锦佳，心里是诅咒烂女人的。那么李惠呢，作为陶锦佳的同一个性别，她应该站在女性一方，她是最冤枉的受害者，她和丈夫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多年，历尽艰辛才建立起美好家园，丈夫的背叛伤透了她的心，她应该恨丈夫，但是她却没有把矛头指向丈夫，而是本能地冲向那个“哪里来的烂货”，这也是目前一般女人面对男人情变时的普遍反应，她们总是把仇恨指向另一个女人，认为是另一个女人引诱了自己的男人。在李惠眼里，陶锦佳一定是一个更高级的妖精，因为她不仅比自己年轻漂亮，穿着带艺术家气息，来谈判都是环佩叮当，而且有知识有文化。李惠们总是宽宥自己的男人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诱惑。丈夫不能倒，丈夫是一切，何况是王旭东这样的大官丈夫。贤妻良母李惠为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男人站在一起，代丈夫对锦佳射出了致命的一剑。她不知道自己站错队了，实际上她和锦佳才是真正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如池莉《小姐，你早》中的三个女人一样。这一点李惠不自知，但眼明的读者可是不应该糊涂的。
男人王旭东是可恶可恨的，他同时对不起两个女人，伤害了两个女人，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使他实现了“儿女双全”美梦的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情人。他本来设想这两个女人可以像螺旋结构一样围着他转，因为螺旋结构具有在一种有限空间里遵循墨守一种秩序的美德，而他可以在两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地周旋，但是当他发现漂亮得有些妖冶的情人终归是祸水时，他把刀剑递给了冲在前面的妻子。
不过细细想来，王旭东又是可怜的。在面临性和政治两难而不可兼得的时候，不管历史还是现实给男人们的谕示一般都是选择后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妻子都只是可换的衣服，而况连衣服资格都够不上的情人呢？“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只会发生在域外，或者是存在于作家们的想象中。套用一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行话来表述，中国男人的内心当中大多都有一个解不开的无法释怀的政治情结，他们大多是被政治权力阉割了的，但潜意识深处他们并不愿意被去势，所以难保即使顺利升上正厅级的王旭东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想起陶锦佳，梓梓又会不会向他哭喊着要妈妈。当这样的场景出现时，李惠的幸福又在哪里呢？这些小说文本中没有出现，只留给多事好奇的读者去想象。
这其实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不过伤势惨重的还是陶锦佳。这也难怪，在男女婚外情事上，道德惩戒的律令多半针对的都是弱势女性，不管是在什么时代。虽然陶锦佳身上也有一些似乎境界不高的东西，比如她要挟王旭东的短信，到偏远的傈僳族寨子违法采血等等，这些都表明锦佳物质女人的倾向，但是，这些是她该受惩罚的理由吗？今天年龄在超过四十岁的人想必还回想得起来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文化环境，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穿花裙子，擦雪花膏是被当作资产阶级作风受批判的，像陶锦佳这样打扮的人那时候绝对是坏女人。坏女人没有好下场是合情合理的，只是现在既不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更不是封建社会，时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小资情调不仅不再受批判而是受到追捧。锦佳不仅有知识有文化有品位，还有风情万种的女人味，她绝对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女，但锦佳最后却孓然一身，她“经常站在位于二十一层楼的工作室的窗口往下看，那下面的大街上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它模糊着浑浊着，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我们似乎听到了锦佳疼痛的心被撕裂的声音，这种疼痛远远超过了她的姐姐陶又佳，因为又佳毕竟没有做母亲。
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不过这里暂且打住，等待着半夏何时再给我们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