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的意义：死亡
帕兹是我照顾的老人鲍伯的大女儿。那时我在俄勒冈大学读研究生，孩子跟我在一起，异国他乡我们没有钱，为了生存，我带着儿子搬到鲍伯的家，照顾他，免费住，还有工资。我因此与帕兹成了很熟的人。
帕兹住得不远，天天都过来。她是一个理发师，就在雨津市中心的一家美容店里工作。她那时四十七八岁，离婚了，一个人过，有一个男朋友，但是男朋友并不跟他一起过日子。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却是一个不成器的家伙。中学没上完就当兵了，当兵期间居然和一个越南女孩结了婚， 生了孩子。两年当兵结束，婚也离了，也没钱，写信给帕兹要钱买机票回家。帕兹天天跟我说家常，我对她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相从往来，成了好朋友。
帕兹谈不上漂亮惊人，但是她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很传神。她自己是美容师，自然头脚都修理得很恰当。所以帕兹总是一副漂亮的模样。我不太喜欢她的衣服，因为她的服装的颜色款式总是透出下层社会的趣味，我觉得过于花哨。但是这本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在趣味上不一样，我是中国人，是学生，是老师，她是美国普通工人阶级妇女。我们的年龄有八九岁之差，趣味自然不同。
我学开车的时候，我要帕兹陪我练车。在车上她比我还不冷静。我开车有一点摇晃，她都大叫。我说，“帕兹，别那么女人气！”帕兹大喊大叫，“我就是女人，我没有办法。”但是帕兹还是陪着我练，直到我考了驾照。
过年过节我们都在帕兹家过。帕兹兄弟姐妹共五人。她老大。大弟在邮局工作；妹妹二十多年前嫁给一个中国丈夫，在丈夫的商店里工作；二弟也为中国姐夫工作；三弟我只见过一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过节的时候这么多家庭大人孩子都在一起，我们谈笑玩游戏，他们把我和孩子看成是一家人，我对美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有很切身的了解。我虽然从没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家人，但是我把帕兹看成是一个姐姐，跟帕兹谈很多私人的问题。
一次我路过帕兹家，进去看看她做什么呢。她原来一个人坐在起居室里吸烟。帕兹的房子很大，三个卧室，起居室，饭厅等等一应俱全。里面的装饰非常七十年代，连颜色都好像凝固在七十年代的黄和绿上了。我进去看，香烟袅袅，帕兹坐在深褐色的沙发里吸烟，都模糊在烟雾中了。我突然意识到帕兹的孤独。儿子在东部，并不与她联系。前夫早就再结婚了，帕兹还是用他的姓，因为帕兹其实还是喜欢前夫的，谈起前夫，她有很多话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因为什么罪，我也不清楚。我陪她坐下，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磨破了沙发里。看到她的伤感，我说，“干嘛不叫你的男朋友搬进来住，这里反正大。”帕兹摇头，“他不把自己的屎清干净，我才不让他来住呢。”
1997年秋帕兹的儿子在母亲给买了票后从军队复员回来了，在一个商店里工作。看得出来，帕兹很高兴儿子回来了。可是这个儿子天天找她要钱，让帕兹很生气，忍不住跟我叨唠。我因此对帕兹的儿子印象更坏，觉得他行为举止都不像一个好青年，其实他那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在她的儿子的鼓动下，帕兹天天买彩票，希望一举发财。她的家没有有线电视，所以每天晚上她和她的儿子都过来，看我们的电视，等抽彩的结果。他们天天都失望而归，然后鼓励彼此明天再买。我看他们走出房子，那种失望的神情，常常为他们感到伤心。我自己一生，一次彩票没买过，就与看他们的身影有关。
鲍伯身体渐老，于1998年初被送到老人院去了。我没有了工作，带着儿子搬回学生公寓。鲍伯同年四月去世。我去了葬礼，见到他们一家人，和帕兹说好要一起去吃午饭等等。说是说，却没有做到。我教书读书带孩子，忙得团团转，还在为钱着急，因为没有钱，怎么带孩子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呢。于是我在申请工作等等，顾不上跟帕兹联系太多。那年夏天我教了一夏天的书，为了生活，紧接着去中国工作。生活匆匆的，帕兹和我偶尔打电话，一聊就聊半天。我听帕兹，知道她的儿子还是不成器，因为买大麻被警察抓走了，又放回来了等等。
帕兹五十岁生日，和她的好朋友和同事莎柔和莎柔的丈夫去野营，帕兹高兴得不得了。帕兹喜欢打猎，跟前夫在一起时常去打猎，所以野营让帕兹好像重温旧梦，说起打猎，帕兹就不知道怎么停，在电话里眉飞色舞。我说，帕兹我们吃饭庆祝你生日吧。我们终于说好了，一等我从休斯顿看望父母回来，我们就吃饭庆祝她的生日。那年夏天，父母在美国的妹妹处，我教了一夏天的书，放了假就带着孩子飞到休斯顿看父母。就在我到休斯顿的第二天，突然接到帕兹弟媳珊瑞的电话，电话里，珊瑞说，“睿，我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昨夜帕兹走了。”“什么？”我大声地尖叫，不是不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是不相信帕兹走了。
帕兹就这么走了，刚刚过五十岁生日。平时她身体很好，没病没灾。那个晚上她突然心脏病发作，因为是独处，夜里没有人，她似乎挣扎着要从卧室里走出来，摔到在门口，就没有爬起来。第二天她没有上班。第三天还没有上班，也没有电话。莎柔后来到她家去，看到帕兹已经死了两三天了。
五十岁意味着死亡不用敲门，随时可能进来。
3/3/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