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男女因性别不同而导致各种权利不平等的事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公认的。但西方各国都先后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而中国争取妇女权力却是以完全迥异于西方的方式进行的。
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发端在18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法国资产阶级妇女同男子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但她们很快发现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所谓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等似乎都是为男性而设，她们热烈地参与其中，却是白忙活了一场，枉为"他人"做嫁衣裳。于是当时妇女运动的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在1791年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提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这位勇敢的先驱终于为当时的男权社会所不容，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她的发出的呼声却响彻云霄，1791年，一位英国女人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下《女权辩护》对她作出了强烈地回应。她针对妇女的平等地受教育和受平等的教育问题展开自由的辩护。她强烈批判过去的"整个妇女教育只趋向于一个目标--要使她们取悦于男性。"对妇女施加这样的教育的结果将使人类的知识和美德的进步将会停滞，因为妇女在社会中充当着子女启蒙教师的角色，要使妇女为文明做贡献，就必须为此做好教育上的准备。而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妇女也积极投身其中，结果她们与法国革命中的妇女一样受到遇弄。社会废除了奴隶，但她们依然是男性的奴隶。她们于1848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村庄里召开的首界女权大会，通过了《权利和意见宣言》。这场女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个阶段的妇女运动也只是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受教育、平等财产继承权等具体权力，并未提到更高层面上的性别平等，也未触及到父权制文化的根本。因而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尚未形成体系，虽然有波娃的《第二性》和伍尔夫的《一间自已的屋子》的出版。
女权主义文论是伴随着第二次女权 主义的高潮而产生的，这期间美国的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此后持不同观点的女权主义著作和研究论文不断涌现，如美国就有《标志》、《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评论》等专业刊物，这为女性的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论文《性政治》的发表，展示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视角，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批评方式出现在文学批评中。
随着西方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后殖民地阶段，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吸收借鉴诸如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等，一方面丰富了女权主义文论，另一方面也在内部产生了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这也正说明"西方女性主义不是一个静止、一成不变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它在批判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进。它承认时代的局限性、理论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它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也在不断纠正自身理论上的偏差，发展新的理论。从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西方女性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本土性。所以"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女权运动中，就产生了分化，出现与现实环境不吻合或者矛盾的景况。
产生在西方白人妇女阶层的女权主义在中国就遇到了极尴尬的场境。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完全迥异于西方。连"女权主义"这个名称，不但让许多普通人听着刺耳，连许多理论家对都它意见不一，对"女权主义者"这一对西方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来说是充满骄傲和自豪的称谓，中国的理论家和作家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希望换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名称，比如"女性主义"来得更自然一些。这个有趣的现象也正说明了在西方政治文化领域、文学批评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女权主义"理论，它的突出的本土性特点，让它在移植到中国这个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时候，遇到了尴尬的局面--水土不服。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也没有象西方那样具有里程碑式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出现。中国妇女的觉醒和解放是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各国"女人"的觉醒远远滞后于"人"的觉醒（这个人当然不包括女人），而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却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运动同步进行。不同于西方由女性感觉到受男权压抑提出"女权宣言"，而中国的争取女性的权利是由中国"五四"思想先驱男性人物率先提出来并加以倡导。在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也始终有男性的支持。妇女们也从来没有孤立地单纯地求取自已的解放，而是积极投身到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同时也拯救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体现和确定下来，妇女在法律上享受与男子平等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男女同工同酬等权力。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离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距离，但达到目前的程度却是西方妇女经过了几代人努力，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才得来的。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妇女的人格受到压抑，曾一度迷失，但那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受摧残的何止是妇女自己？新时期伴随着"人"的回归，女性意识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女性意识也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
时至21世纪，各种形式的女性化写作铺天盖地而来。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图书外，还有呈现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的文学，以及搭载上信息化特快列车驰骋在网络天地的写手们更是不计其数。各种身份，各种阶层的写作呈现出纷繁的无边主题、多重视角、多种价值取向，个人化、隐私化、躯体化写作泛滥，一些文学批评，则受商品经济冲击，参与炒作，一时间，闹腾腾地"你方唱罢他登场"。此情此景迫切需要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女性主义诗学对此作一归拢。白手起家，四壁皆空，于是理论家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于是带着满腔热情大量译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曾在最广泛的阶层中引起轰动效应的西方女性理论，在中国竟然遭遇冷淡，除了搞专门研究的卖来摆在案头，以备在需要时引经据典外，搞文学写作者几乎从不注意它，更不用说普通妇女。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移植来的理论的"水士不服"。于是中国理论家们开始反思，回头来再注重中国的具体现实，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的意义。这就如同仅只马克思主义不足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而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方才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行不通，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化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一步是换名，把"女权主义"换成较多柔和色彩的"女性主义"，这仍然是中国的思维逻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然后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焊接点。于是超越与男权文化进行公然对抗的偏激的女权主义，选择双性能携手共建的一个理论模式，用语言符号标识出来就是--双性和谐。
这又是中西和壁的一个成功嫁接，虽然它目前还不是为所有理论家所接受，这可以理解。西方女权主义先驱人物伍尔夫曾经提出"双性同体"的观点，并在她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说《奥兰多传》中，借主人瓮奥兰多的性别在随世事变迁而变化来隐喻"双性同体"。这种观点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唯一价值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在社会上的存在方式，她提出男女和平共处的文化理想。虽然"双性同体"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经常论及的一个命题，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是被女权主义者对男权文化的强烈反抗的呼声所淹没。并且在译介进入汉语以后，"双性同体"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听起来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是回头找寻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承载文化的汉语语言符号。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崇尚"阴阳和谐"。于是把西方"双性同体"和中国的"阴阳和谐"进行巧妙嫁接，于是"双性和谐"诞生了。
汉语字典里对"和谐"一词的解释是"配合得很得当，协调"，显然这并非是"双性和谐"在中国女性主义诗学里的全部内涵。从狭义上说，它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各种经济的、文化的、哲学的关系中，以及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平等和谐地相处，发展。而当它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准时，它的内涵还需进一步的填充。概括地说，它是指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在这种文化境界中，男性、女性互为主体，共同支撑人类文化的大夏，构建人类文化的完形模式。它反对以男性审美为支点的男性话语霸权主义，也反对一切都要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偏激的女子霸权主义。它承认双性的性别差异，在双性各保留其性别特征的前提下，发展各自的素质，丰富自已的生命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双性和谐追求人文化环境中的本真、完善，把趋向于双性完美作为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性和谐"既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标准，也可以成为其他形态的文学批评在男女平衡关系中所追求的目标。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性别意识之上，并以承认现在社会中仍然存续着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性别不平等为前提条件的。回顾创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过程，步步艰难。本来女性学者进入原由男性独霸的理论领域，已属侵权，已让男子汉们心存愤然，现在偏偏几个女子汉（据不完全统计以性别为研究基点的批评家以女性居多）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嚷嚷着要高举女性文学大旗，来反对什么男权主义，所以才有一些批评说：难道文学也象公共侧所似的，要贴上男女标签吗？在此种情况下提出"双性和谐"实在是不但有其理论建设意义，也有其实践上意义。它比"双性同体"更能契合中国人思维想象，又比任何其他女权主义的词汇更给人以亲切感，使人易于接受。说白了，这与当初把女权文学更命为女性文学一样，语言符号的使用竟然赋于了使用者一个极巧妙的策略上的意义，成了一个大家在正常心态下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
由此看来，"双性和谐"是涵容人文主义价值的两性关系的立场，也可以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理论。它基于承认现实中性别不平等事实，超越男女对抗的偏激女权主义立场，倡导一种男女双性能各自保持性别特征，在双性共同组成的这个社会中携同发展，实现男女层面上"自由、平等、博爱"，（而不仅是"人"这个只包括男人在内的人文理想，）建立一种理想的完形文化模式。这是女性文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如同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最崇高的目标，也是一个最遥远的目标，也是一个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的目标。性别的革命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即使有朝一日，社会中阶级不再存在，而性别歧视仍会存在，所以性别革命才是一场漫长的革命，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所以女性主义文学虽然以"和谐"为最高理想，却并不无视两性的冲突，而反映两性的冲突，在冲突中展现矛盾，在一个个矛盾解决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向着"双性和谐"的理想艰难地迈进，这才是倡导女性主义诗学的意义所在。但也应该认识到各个时代总会有局限性，在目前的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的两性和谐无疑于痴人说梦。当前作品中反映追求和谐的理想时候，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矛盾，以悲剧而告终者，毕竟也是正视现实的，这也是追求"和谐"理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冲突"和"和谐"是辨证的统一。"和谐"既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最终的价值理想，又体现在趋向目标的每一步的具体过程中。
那么在现实条件下，双性和谐就成为既承认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相平等的权力，又适合中国国情，使提出的要求显得不至于过于偏激而为全社会能够接受。具有非常策略的意义。双性和谐之路，不失为一条中国化的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理论加以倡导；在文化学的领域以它为基础理论，将有助于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类完形文化的模式--它既超越男权主义，又超越女权主义，而主张男女互为主体，携手并进--这将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理想。双性和谐--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男女因性别不同而导致各种权利不平等的事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公认的。但西方各国都先后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而中国争取妇女权力却是以完全迥异于西方的方式进行的。
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发端在18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法国资产阶级妇女同男子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但她们很快发现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所谓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等似乎都是为男性而设，她们热烈地参与其中，却是白忙活了一场，枉为"他人"做嫁衣裳。于是当时妇女运动的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在1791年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提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这位勇敢的先驱终于为当时的男权社会所不容，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她的发出的呼声却响彻云霄，1791年，一位英国女人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下《女权辩护》对她作出了强烈地回应。她针对妇女的平等地受教育和受平等的教育问题展开自由的辩护。她强烈批判过去的"整个妇女教育只趋向于一个目标--要使她们取悦于男性。"对妇女施加这样的教育的结果将使人类的知识和美德的进步将会停滞，因为妇女在社会中充当着子女启蒙教师的角色，要使妇女为文明做贡献，就必须为此做好教育上的准备。而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妇女也积极投身其中，结果她们与法国革命中的妇女一样受到遇弄。社会废除了奴隶，但她们依然是男性的奴隶。她们于1848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村庄里召开的首界女权大会，通过了《权利和意见宣言》。这场女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个阶段的妇女运动也只是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受教育、平等财产继承权等具体权力，并未提到更高层面上的性别平等，也未触及到父权制文化的根本。因而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尚未形成体系，虽然有波娃的《第二性》和伍尔夫的《一间自已的屋子》的出版。
女权主义文论是伴随着第二次女权 主义的高潮而产生的，这期间美国的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此后持不同观点的女权主义著作和研究论文不断涌现，如美国就有《标志》、《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评论》等专业刊物，这为女性的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论文《性政治》的发表，展示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视角，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批评方式出现在文学批评中。
随着西方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后殖民地阶段，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吸收借鉴诸如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等，一方面丰富了女权主义文论，另一方面也在内部产生了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这也正说明"西方女性主义不是一个静止、一成不变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它在批判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进。它承认时代的局限性、理论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它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也在不断纠正自身理论上的偏差，发展新的理论。从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西方女性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本土性。所以"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女权运动中，就产生了分化，出现与现实环境不吻合或者矛盾的景况。
产生在西方白人妇女阶层的女权主义在中国就遇到了极尴尬的场境。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完全迥异于西方。连"女权主义"这个名称，不但让许多普通人听着刺耳，连许多理论家对都它意见不一，对"女权主义者"这一对西方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来说是充满骄傲和自豪的称谓，中国的理论家和作家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希望换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名称，比如"女性主义"来得更自然一些。这个有趣的现象也正说明了在西方政治文化领域、文学批评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女权主义"理论，它的突出的本土性特点，让它在移植到中国这个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时候，遇到了尴尬的局面--水土不服。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也没有象西方那样具有里程碑式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出现。中国妇女的觉醒和解放是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各国"女人"的觉醒远远滞后于"人"的觉醒（这个人当然不包括女人），而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却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运动同步进行。不同于西方由女性感觉到受男权压抑提出"女权宣言"，而中国的争取女性的权利是由中国"五四"思想先驱男性人物率先提出来并加以倡导。在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也始终有男性的支持。妇女们也从来没有孤立地单纯地求取自已的解放，而是积极投身到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同时也拯救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体现和确定下来，妇女在法律上享受与男子平等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男女同工同酬等权力。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离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距离，但达到目前的程度却是西方妇女经过了几代人努力，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才得来的。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妇女的人格受到压抑，曾一度迷失，但那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受摧残的何止是妇女自己？新时期伴随着"人"的回归，女性意识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女性意识也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
时至21世纪，各种形式的女性化写作铺天盖地而来。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图书外，还有呈现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的文学，以及搭载上信息化特快列车驰骋在网络天地的写手们更是不计其数。各种身份，各种阶层的写作呈现出纷繁的无边主题、多重视角、多种价值取向，个人化、隐私化、躯体化写作泛滥，一些文学批评，则受商品经济冲击，参与炒作，一时间，闹腾腾地"你方唱罢他登场"。此情此景迫切需要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女性主义诗学对此作一归拢。白手起家，四壁皆空，于是理论家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于是带着满腔热情大量译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曾在最广泛的阶层中引起轰动效应的西方女性理论，在中国竟然遭遇冷淡，除了搞专门研究的卖来摆在案头，以备在需要时引经据典外，搞文学写作者几乎从不注意它，更不用说普通妇女。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移植来的理论的"水士不服"。于是中国理论家们开始反思，回头来再注重中国的具体现实，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的意义。这就如同仅只马克思主义不足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而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方才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行不通，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化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一步是换名，把"女权主义"换成较多柔和色彩的"女性主义"，这仍然是中国的思维逻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然后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焊接点。于是超越与男权文化进行公然对抗的偏激的女权主义，选择双性能携手共建的一个理论模式，用语言符号标识出来就是--双性和谐。
这又是中西和壁的一个成功嫁接，虽然它目前还不是为所有理论家所接受，这可以理解。西方女权主义先驱人物伍尔夫曾经提出"双性同体"的观点，并在她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说《奥兰多传》中，借主人瓮奥兰多的性别在随世事变迁而变化来隐喻"双性同体"。这种观点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唯一价值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在社会上的存在方式，她提出男女和平共处的文化理想。虽然"双性同体"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经常论及的一个命题，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是被女权主义者对男权文化的强烈反抗的呼声所淹没。并且在译介进入汉语以后，"双性同体"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听起来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是回头找寻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承载文化的汉语语言符号。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崇尚"阴阳和谐"。于是把西方"双性同体"和中国的"阴阳和谐"进行巧妙嫁接，于是"双性和谐"诞生了。
汉语字典里对"和谐"一词的解释是"配合得很得当，协调"，显然这并非是"双性和谐"在中国女性主义诗学里的全部内涵。从狭义上说，它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各种经济的、文化的、哲学的关系中，以及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平等和谐地相处，发展。而当它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准时，它的内涵还需进一步的填充。概括地说，它是指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在这种文化境界中，男性、女性互为主体，共同支撑人类文化的大夏，构建人类文化的完形模式。它反对以男性审美为支点的男性话语霸权主义，也反对一切都要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偏激的女子霸权主义。它承认双性的性别差异，在双性各保留其性别特征的前提下，发展各自的素质，丰富自已的生命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双性和谐追求人文化环境中的本真、完善，把趋向于双性完美作为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性和谐"既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标准，也可以成为其他形态的文学批评在男女平衡关系中所追求的目标。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性别意识之上，并以承认现在社会中仍然存续着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性别不平等为前提条件的。回顾创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过程，步步艰难。本来女性学者进入原由男性独霸的理论领域，已属侵权，已让男子汉们心存愤然，现在偏偏几个女子汉（据不完全统计以性别为研究基点的批评家以女性居多）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嚷嚷着要高举女性文学大旗，来反对什么男权主义，所以才有一些批评说：难道文学也象公共侧所似的，要贴上男女标签吗？在此种情况下提出"双性和谐"实在是不但有其理论建设意义，也有其实践上意义。它比"双性同体"更能契合中国人思维想象，又比任何其他女权主义的词汇更给人以亲切感，使人易于接受。说白了，这与当初把女权文学更命为女性文学一样，语言符号的使用竟然赋于了使用者一个极巧妙的策略上的意义，成了一个大家在正常心态下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
由此看来，"双性和谐"是涵容人文主义价值的两性关系的立场，也可以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理论。它基于承认现实中性别不平等事实，超越男女对抗的偏激女权主义立场，倡导一种男女双性能各自保持性别特征，在双性共同组成的这个社会中携同发展，实现男女层面上"自由、平等、博爱"，（而不仅是"人"这个只包括男人在内的人文理想，）建立一种理想的完形文化模式。这是女性文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如同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最崇高的目标，也是一个最遥远的目标，也是一个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的目标。性别的革命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即使有朝一日，社会中阶级不再存在，而性别歧视仍会存在，所以性别革命才是一场漫长的革命，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所以女性主义文学虽然以"和谐"为最高理想，却并不无视两性的冲突，而反映两性的冲突，在冲突中展现矛盾，在一个个矛盾解决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向着"双性和谐"的理想艰难地迈进，这才是倡导女性主义诗学的意义所在。但也应该认识到各个时代总会有局限性，在目前的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的两性和谐无疑于痴人说梦。当前作品中反映追求和谐的理想时候，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矛盾，以悲剧而告终者，毕竟也是正视现实的，这也是追求"和谐"理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冲突"和"和谐"是辨证的统一。"和谐"既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最终的价值理想，又体现在趋向目标的每一步的具体过程中。
那么在现实条件下，双性和谐就成为既承认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相平等的权力，又适合中国国情，使提出的要求显得不至于过于偏激而为全社会能够接受。具有非常策略的意义。双性和谐之路，不失为一条中国化的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理论加以倡导；在文化学的领域以它为基础理论，将有助于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类完形文化的模式--它既超越男权主义，又超越女权主义，而主张男女互为主体，携手并进--这将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