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饶芃子

 

非常高兴来此间参加“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澳门笔会、澳门基金会的李鹏翥先生、吴志良先生要我在开幕式上作一个讲演，还给我出了个演讲的题目《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为了回应他们真诚的友谊，我应承了。我自80年代以来，曾多次应邀来澳门举行讲座、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学研讨活动，结识了澳门文学界和教育界的许多朋友，每次来澳，时间不长，但朋友们的浓情厚意，澳门半岛的山光水色，有历史意味的文物古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文化看，澳门具有“小地区、大文化”的特点，她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香港，她所拥有的一切，是属于她“自己”的，她的过去和今天，当然也包括文化和文学，应该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我认为，在中国范围内各区域中，澳门是一个形态独特的文化空间，其所遭遇的历史命运与所包涵的文化意蕴，使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积淀着多重指涉的文化名词。四百多年前，澳门被历史机遇推到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成为中西文化的中介。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从澳门看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碰撞和交融，研究她跨文化性质的内涵，包括源流、区域性质、生成原因和嬗变，在“九九”澳门回归之前，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澳门文化是一本“尘封”很久的“大书”，要真正、深入地了解她，还要分门别类逐“章”逐“节”地细读下去。

记得1998年11月，在澳门大学主办的“中华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学者林明德先生曾提交一篇论文《澳门社会的中国文化——以观音庙群为例》，他以澳门地区八座年代久远，且以观音信仰为主的寺庙作为分析对象，结合自己田野调查中所登录之匾额、楹联内容、刻法、材质、书体，以及绘制的方位，辅以相关文献材料进行解读，展示其文化意涵，分析澳门地区传统寺庙文化与社群团体、信仰祭祀、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关系，从一个“点”探求历史悠久的澳门文化，在历史记忆当中，解读澳门地区的人文与历史意涵。[①]他的这篇论文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以为，在澳门文学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或者说提供我们思考的，不应只是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要联结它背后所包容的历史和文化。

澳门文化是在中西文化复杂的、多元交撞和汇合的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她指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与澳门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当下存在形态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上，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起点和“过道”。早期欧洲人由此进入内地，从明至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几乎无一不是由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出身。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在这里相遇、碰撞、交汇、融合，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使这个地区的文化拥有了差异性、共同性、多向思维性的特征。澳门成了一个“跨文化场”。

在澳门半岛上，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几乎随处可见。在这里，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妈祖庙、普济禅院，也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大三巴牌坊、天主教堂，在大街小巷中，还有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群，有的建筑物上也有中西文化交汇的明显印记。以名扬中外的大三巴牌坊为例，澳门学者徐新曾对这个牌坊的建筑设计和雕刻进行过详细考察，指出：牌坊主结构是由四十根石柱组成，组成的石柱又把牌坊分成三个廊，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牌坊的装饰雕刻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是东西方历史、艺术和谐的融汇。牌坊共五层，第一层三个门，正门刻着葡文“天主圣母”，左右两门对称刻着神圣的耶稣基督字样，牌坊第三层则刻有中文“念死者无为罪”、“圣母踏龙头”、“鬼怪诱人为恶”的箴言和警句。牌坊第三、四层左右两端都有近似中国传统的石狮子雕塑，牌坊第四层壁龛安置着耶稣铜像，铜像的两旁刻有西方的野百合花和东方的菊花浮雕图案。这一浮雕图案和日本同一时期的装饰图案相似。而石狮子的雕塑显然是受到中国民间舞狮子艺术的启发，与中国庙宇门前左右对称安置的石狮子在意念上也是相通的。徐新根据牌坊的建筑和雕塑，查证文艺复兴时期的有关资料，证明：“在那个时代的巴洛克建筑上，刻有中文字样的只有澳门的圣保禄教堂”。[②]由此可见，大三巴牌坊虽然是大火之后留下来的一面残壁，但当中却保留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足音和文化记忆。

在澳门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剧，都具有独特的跨文化特性。明清时代的中国文人来到澳门，看到的是她的欧陆风光，她的“西洋味”。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他的《香澳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之一、《听香山译者》之二、《香山验香所採香口号》、《南海江》等诗篇，对当时澳门的风物、人情及华夷贸易等均有所反映。岭南三大诗家之一的屈大均，曾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康熙二十九年多次到澳门，写了一些描述澳门风物特色的诗歌，其中有“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等诗句。[③]清代著名《海国图志》编者魏源在《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中，表现了一个中国文人对西洋音乐的感觉和理解。驻锡普济禅院的迹删和尚，也在所作的诗中慨叹“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④]画家吴历则在诗中写华洋教士同窗共读中难以沟通的情景：“灯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观更难穷。”[⑤]而十九世纪旅居澳门的葡国诗人庇山耶，在他的诗歌《中国二胡》中，则具体描述自己在那悠悠的二胡声中，如何被“二胡的泣诉之声所触痛”，使得他的心“会振起小小的双翅，痛苦哀伤地扑翼挣扎。”抒发了一个西方文化人对中国艺术的感受和理解。[⑥]从这些中外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澳门这个“窗口”中西文化相遇、交流的情景。

在澳门本土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各种跨文化的现象：如中国作家笔下的葡人、土生葡人和其他国家族群的人；土生葡人作家笔下的华人，还有作品中其他跨文化的题材，都十分引人注目。

鲁茂的长篇小说《白狼》，主人公吴白朗就是一个中葡混血儿。小说以他为中心展开故事，伴随着他如谜的身世，描写澳门地区下层人民的生活和黑社会的活动，笔触还伸到那些少为人知的葡人的家庭生活。女作家周桐的小说《流星》，写一个越南难民眼中的葡人家庭生活，有许多新奇的发现。她的《错爱》，写了一个为爱而死的白人安琪和她与华人男主人公的私生子小里蒙。陶里的《百慕她的诱惑》，写中葡男女恋爱和婚姻，涉及到各自文化传统的追寻。

土生葡人作家飞力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和短篇《蛋家女阿张》，回溯到历史的深处，再现不同历史时期澳门的葡人与华人的生活。他在作品中对华人和中华文化所持的态度，已不完全是一个“异族人”的视角和感知。土生女作家江道莲的短篇小说《长衫》和《承诺》，女主角都是有跨文化意识的华人，表现出土生葡人作家对澳门华人区生活及文化的关注，以及寻求理解的愿望。

不仅诗歌、小说有大量“互看”式的作品，戏剧和散文同样有这种现象。余润霖的历史剧《断云依水》，以天主教神父利玛窦四百年前来华传教为题材，写了东西方文化最初交流的情景。郑继生的剧本《镜海豪情》，以“郑家大屋”中自1941年至1986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为题材，从中提炼出戏剧性的情节，涉及到70年代郑家儿子要出国，女儿要嫁给土生葡人和移民国外，导致与父辈的矛盾。徐敏的《澳门新八景随想》，描述了澳门的中葡文化胜景，传达的是这个地区的跨文化的美的信息。吴志良的《作别西天的云彩》，写他在葡国时生活在他周围的亲善的葡人，他和他们的友谊。李丽青的《少年亚底尔斯的烦恼》，写印巴裔青年，面临着家庭包办婚姻的苦恼，他虽然有抗争意识，但在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活，他很难逃离悲剧的命运。冯倾城的《她的第二次爱情》，写的也是中菲两族青年跨文化的爱情悲剧。苇鸣《与妹书》，对妹妹远嫁异族，显然有自己的文化思考。

在以上这些“互看”的作品里，蕴含着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理论命题。如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者”形象问题，从澳门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他者”形象，我们看到，文化中的异国层面的“对话”，民族间的相互看法、文学想像间的相互诠释。这种说明符指关系的描述，是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镜象”和“折射”；可视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

第二、在地理上，澳门处于中国领土的边缘。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逐步管治澳门，使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也远离中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居于一种边缘地位。所以，边缘性也成了澳门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正是这种边缘性，给澳门文学带来一种特殊的发展空间。

澳门虽在公元前3世纪就见于中国版图(属番禺管辖)，但当时只是渔民的歇脚、周转之地，至南宋末年，才有村落出现，明以前，未见有关于她的文学记载。 

由于澳门地处边缘，远离中心，晚明至清，有不少因政治原因前来避难的文人，也有被贬的官吏南来，两朝的遗老，还有宦游澳门或因中外交往频繁，从内地到澳门的官员、文人学士、教徒等，有许多诗作留世。直至清末民初，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同样有不少军政界要员、文人、名士、学者，在社会转折和战乱中来此避难、隐居，他们也创作了不少关于澳门的诗文。这些人都是澳门的“过客”，并非本土生长的人，我把他们在澳门写的文学作品，称为“过客文学”。而澳门的古代文学，正是由这些“过客”植入的。澳门的新文学，也是在“九·一八”之后由来自内地的“过客”推动下诞生的。

澳门的“过客文学”，有的是观光式的，有的是民族主义式的，但无论是哪一种，作者与澳门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澳门对于作者，只是一道奇异的风景，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或者是一种民族耻辱的印记。不像澳门本土作家，无论写什么，作者与澳门之间总有一种很深的的牵连。因为澳门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根在澳门。

与澳门边缘地位相关的，还有这个地区的移民文学。

在澳门，有不少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经济、亲缘等关系从内地、东南亚迁居澳门的移民。80年代以后，内地改革开放，又有大量移居澳门的新移民，来自各处的移民与原住民组成澳门特殊社会群体，多种区域文化汇集于此，并存、融合、相互吸纳，形成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此相应，在作家队伍和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相当比重的移民作家和移民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移民作家与本土作家一道，共同建构澳门文学的新局面，他们不同于以往的“过客”文人，以澳门作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创作，有对历史题材的开掘，有对本地风光深情的吟咏，有对这一地区生活、人物的描绘和社会矛盾的揭露。

    在文学作品中，“移民背景”作为此在的现实，进入边缘体验书写，主要是集中在新移民“身份”的困扰。如郑重的《偷渡》，写的是非法移民“身份”困扰问题。林中英的《重生》，写移民由于“身份”的困扰而引起的失衡心态。廖子馨的《命运——澳门的故事》，则写了新移民在“身份”的得与失中的摇摆心境。新移民的边缘心态来自现实生存的“夹缝”：既放弃“原乡”，又不能直接得到“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往往是由于环境的骤然变异和现实的生存问题引起的。

    如果说，形象学有助于我们研究澳门文学中的跨文化特色，那么，“身份批评”的引入，则有助于我们对澳门作家群体的探视。因此，我主张将“身份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投射于澳门文学这个特殊空间，研究澳门作家在创作中所采取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美学理想，将会使澳门文学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深化，得到新的诠释。

    第三、澳门文化的活力，在于她的多元、共生。澳门地方不大，却有极大的文化容量，她的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共生性是很典型的。这种文化的多元并存，具有一种特别的文化景观。

    但在多元并存的文化中，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一是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中华文化的自足、稳固和主体地位；二是这个地区文化的“葡河汉界”现象的形成，中葡文化在此间“隔墙相望”而又“和平共处”。这两个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客观的存在，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是很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

    这一文化背景，也为文学提供了多元并存的空间，从而形成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中西古今四元整合的局面。

    与上述社会文化生态相应，澳门文学的主体是承传中华文化传统的，许多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家、国、民族文化的爱。以散文为例，绝大多数作家都重视对生活真实感觉的抒写，对社会现实中不良现象的批判，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努力表现一种“大我”的思想。鲁茂的《望洋小品》，就以“劝人从善”为宗旨，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是承传了儒家的“诗言志”、“文以载道”传统。林中英的《人生大笑能几回》等散文，表现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幽默、富于人生哲理。林蕙的《有情天地》，在写山水、自然中寄托自己对生命、人生的了悟。她们两人的散文都不同程度地蕴含有老庄美学思想的基因。李鹏翥的《澳门古今》、《濠江文谭》，徐敏的《镜海情怀》、《澳门风物志》，涉及文史、书画、篆刻，融历史、地理、风物、景观于一炉，很有中国传统散文的“味”。就是凌钝的留学生散文，也是中国式的，从中可见我国新文学的传统。

    澳门的小说创作没有诗歌和散文那么蓬勃，但从我读到的一些作品看，中老作家主体是“五四”以来的传统写法，但也有西方技巧的介入和影响。鲁茂《白狼》的主人公的身世，周桐《晚情》中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作品中都被埋得很深，作者在情节发展中层层设置悬念，让读者跟着他们的笔触去寻找和追问，这是西方传统小说创作的技法。年青作家寂然、梯亚的小说，则完全是现代主义的，但对年青人的新尝试和探索，文学界并没有排斥，而是理解和认同的。

    澳门是个“诗岛”，据说此间一万人就有一个诗人。不仅写新诗的人多，写古典诗词的人也多，在诗的形式上，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共存。由于古代“过客”文人传统的延伸，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古典诗词创作，在澳门源源不断，直至今日，澳门的中华诗词学会有百多个会员，老少皆有，以人口比例计，居全国之冠。

    在澳门，还有一个特殊的文学群体：土生文学。土生文学是澳门多元文学的一道特殊的风景。澳门的土生文学，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一批知名的作家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安乐的诗集《孤独之路》、若瑟(阿德)的诗集《澳门，受祝福的花园》、江道莲的短篇小说集《长衫》、飞历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和《大辫子的诱惑》、马若龙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飞文基等创作的剧本等。由于土生作家本身是两种文化的载体，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即他们自己所说的“澳门之子”的身份，他们的作品是澳门四百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历史的反映，在土生作家笔下，人物、事件、感情发生的背景及时间都是以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定位。从土生文学中我们看到澳门边缘的文化特征一一东西文化的混合形态，其对于在澳门生存经验的书写，为澳门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学景致。

如上所述，澳门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澳门文学发展的特殊空间，形成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学景观。因此，我们在对澳门文学的内涵及其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对澳门文学的“澳门性”进行追问时，就必须联系到这个地区“大文化”的背景，只有把澳门文学置于澳门文化视野中，才能对其所形成的特色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使回归后的澳门文学，在超越澳门视野寻求“当代性”的努力中，能保留和发扬优秀的精神传统，做到既立足本土，又有深厚的民族基础和世界意识。 

谢谢诸位！

 

                                               2000年12月2日上午

                                             地点：澳门皇都酒店会议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