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比如萨福，李清照等人，但她们的文学创作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她们依然在历史的重负中呻吟不止，她们的才华受到了男性文化的制约，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的女性意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女性话语。

 

    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以及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终于从男性文化的压迫下觉醒过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林徽茵、谢冰莹、丁玲等女作家的涌现以及她们的大量作品的问世便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她们的作品表达了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具有反对封建思想、追求合理人生的意义。但这种新思想的表达总是被淹没在强大的男性话语之中，并没有走出男性文化的框架，是女作家在运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写作，而不是真正的女性话语写作。

 

    苏青的出现，才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苏青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摆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影响，勇敢地向男性话语进行挑战。“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注：苏青：《谈女人》，《天地》第6期。 ）苏青是站在一种与男性平视的位置上来说这番话的，多少有些让自认优越于女人的男人们失去了自信。苏青的女性话语，表现出独特的女人味，是对男性话语的反叛，是真正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写作，真正做到了女人写女人自己，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以及后来不断的各种革命政治运动，不仅使苏青的温情脉脉的女性主义文学呐喊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使这种呐喊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张爱玲，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不仅她独特的自我书写形式和书写话语引起了中国文坛巨大的反响，而且她还以独特的笔法描写了女性亚文化群体的焦虑和丑怪的现象。她重回女性内囿主题，把被边缘化的女性压抑问题重新纳入女性的文本之中。在这种女性文本中，女性的身躯，以及安置女性族群的闺阁/家庭直接成为书写女性压抑的演绎场景。女性身体及其内在意识，在此形成闺阁/家庭中的在场主题，演绎出无穷无尽的压抑主题和女性闺阁话语，极大地凸现了女性的性别问题。但作为一个女人，在时代的变迁中，她另类的女性呼喊终究在时代红尘中淡然沉默。

 

    与“五四”带来的女性解放截然不同，文革前后不仅是文化荒芜年代，更是中国女性重新淹没的岁月。直到舒婷的《致橡树》的出现，新时期女性的宣言重新崛起，宣告了在荒野中流放了许久的女性的复归。于是有了刘慧英的《走出南拳传统的樊篱》，张洁的《方舟》，于是有了所谓的“寻找男子汉”，更甚者，有些女作家甚至根本否定有关男人的传统或现实的定义，发出了“世上没有男人！”的呼喊。

 

    在九十年代文学的集体想象关系解体之后，文学不得不面对个人的存在经验写作，当代文学应该说是处在某种绝境，它不得不以走极端的方式走出穷途末路。残雪曾经表现过女性封闭的世界，在残雪那里，女性以她极端自虐的方式表示对男性的断然拒绝，那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女性世界，以至于残雪的小说里只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片断感觉，一些始终在能指层面上滑动的话语碎片。然而，作家林白的叙事重新开启了女性封存已久的那些心理角落，它以女性自慰的方式敞开女性的多元性。没有人像林白那样关注女性的自我认同，女性相互之间的吸引、欣赏，女性的那种绝对的、遗世孤立的美感，女性主义似乎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

 

    尽管女性作家不断在努力解构现实的男权社会，不断挑战现实的权力中心，并不断的瓦解着现有的话语体系。但是，现实似乎并不乐观，在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无数个“娜拉”走出家庭而又渴望着回归。难道这是历史的倒退吗？还是因为是女人，就无法逃脱。张洁说过，“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也曾经说过：“女人不是天成的，而是变成的”。在历史发展的今天，女人要超越，要不再不幸，这将不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