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亲历疼痛的人
胡传永散文集＜沉重的乡土＞序

收到胡传永的散文集子那天，我从长乐海边返回福州，觉得天气使人心烦，而我以为没有好心情的时候，是不应该去读散文的，就将集子放在电脑桌上了。晚上我读一本史书到很迟，刚躺下不久，感到床如同船只摇晃起来，摇晃之深沉令我即刻意识到地震，而女儿在她自己的房间睡得正香。在觉出自己手和脚都在发抖的那一瞬，我已叫醒小小的女儿并用自己从未有过的沉静声调嘱她镇静，我们以平常日子所不能想象的速度离开了家。是在户外的空旷和凌晨的微寒之中，我才下意识地想自己手和脚发抖的理由，地上其时正如同波浪一样大幅度左右摇晃着。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我却是一个爱孩子如命的母亲，是身为母亲的本能令我沉静又令我极度恐慌！
几个小时之后，电视和广播已发布准确消息，地震震中在台湾南投县。因为事先未能预测到，此次地震损失惨重。我们只是被7.6级地震的震波所撼动，却如同经历死里逃生一般。海水通过海峡将最完整无缺的摇撼送抵了福建沿岸一带。有人曾说想象一次体验也就是体验了一次，我却在这次体验中认识到，想象的轻便决不可能替代体验的复杂内质，想象可以无限发生，体验却不可能二次体验。想象可以带领我们超离某种不情愿的遭遇，体验却会将我们按在逃不出去的遭遇里面。
读胡传永的散文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读着的时候，海峡那边还在不断的余震之中，海水也还在不断地将震波送到我们脚下。我所居住的这个半岛，呈现了它的脆弱和坚固，代替过去的安静温馨，正如同日常之中的民心。有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她并不知我们半岛上的情形，自然她也没有理由要知道的，她跟我说起国庆庆典的排演之事，说到因为规模极大，单位干脆不要大家上班而放假了。她轻快地发问：“在台湾的地震也影响了你们那儿吗？”我诙谐地反问她：“你在北京的跳舞难道没有影响我们这儿吗？”之后，我继续读胡传永的散文，读到了《伤痛红绒花》和《茅屋情结》两篇时，觉得一种久违了的感动和难过，升上心头。我曾经以为忧患之情的抒写早已过时，而且以为美的散文和好的心情一样要等待时机相遇的。我相信而 且也明白，是被震过的体验，令我有了接受胡传永散文方式的可能。胡传永也许是少数的仍在国计民生主题上留连的作者之一。在这个相当个人化的时代，作家们纷纷返回内心生活，内心空间的营造和私人生活的坚守，成为了反对物质异化我们生存的主要对垒策略。我不是说胡传永就没有她的内心空间维护，事实上她也有一些散文如《感受荒凉》、《走进星空》等等，是非常个人化、相当具有内心质量的，特别是那种深刻的命运领悟和生命冲动，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优秀的抒情小品，甚至要更有力度一些。但是无疑地，胡传永最得心应手的材料来自她的农村生活遭遇和由这些遭遇上升出来的忧患意识。这样说还不是很准确的，更确切来说，作为一位有过深刻农村生活体验并因为亲人仍在农村因而也仍在进行农村生活体验的女作者，胡传永最擅长写作农村妇女的命运体验和生命感受，她的忧患意识，严格来说是一种女性忧患意识，她是在本真地关心自己作为女孩子的命运的前提之下，自自然然地关心土地和土地上人们的命运的，而且由于她的关心是一种自我关心的延伸，所以和那种居高临下的关心如此不同，带着深切的自我伤痛和自我安慰的感情与感动，正如同她在散文中不厌其烦引用的民歌一样。像她写作怀念母亲和自己童年的生活《伤痛红绒花》的结尾句子，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特色：“只是一场梦吧？我想是的，终有一天，大梦醒来，我会发现自己正偎在母亲的怀里，成了小男孩。”看来过去生活在农村现在居住在小城六安的胡传永，安全没有受到女权思想的影响，她天然地关心自己的女性处境，因为这样的处境让她天天受伤，她要逃离这样的处境似是一个梦想，但她决不放弃做梦！做梦，却又仍要生活在现实的束缚之中，民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生活在现实束缚之中的人民，一种梦想的艺术方式。在这样的艺术方式里，生的痛楚和承担获得释放而难得的快乐和幸福也能被反复品尝。胡传永从小受到民歌熏陶又一直生活在民歌一般的乡村现实里面，深得民歌艺术真谛，她的散文少有流行观念影响却处处流露出民歌的节奏韵律：“新娘子，陈娘子，屁股挂个铃铛子。走一走，摇一摇，一下跌成两瓣瓢……”（《摇不落的青果》）。
我们不能知道如同接受地震震波一般，正在接受商业文明影响的偏僻农村，它的陈旧的生存秩序还要维持多久，但是可以想见，一个在这种既存秩序之中生活着的生命，必要担当秩序所给予的压迫和伤痛，而生命要想持续下去，还不得不寻找自己活着的理由。读胡传永散文和散文中的民歌，我意识到自以为是的进步和文明，正如同我在读着的史书一样，其实并不能对于我们的生命担当责任，我们的生命时刻处于忧患之中，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而艺术如歌唱着的民歌，书写着的我们自己的文字，才是生命见证此时此刻的真实。难道我们不可以说，生命对艺术的天然渴求，不就是它自身忧患意识的体现吗？胡传永不是一个思想者，甚至还没有把握有关女性解放的新思想信息，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命运的直接承担者和天然抵抗者，她用了艺术的记录、因此也是释放，来作为自我忧患、同时也是同类忧患的见证，不是已经值得我们致意了吗？我们一直很缺少农村妇女的女性经验自我表达，以为沉默和失语的原因，主要在于她们没有受到女性教育而不觉醒，而我们何以不知道，自《诗经》开始，女性在担当她们不幸性别命运的同时，就在用艺术、尤其是民歌，见证她们的不幸与不屈？现在胡传永在她的小城里回忆自己曾经拒绝一朵女孩子的红绒花，拒绝用乡村女孩子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同时还在现实地担当，作为一位职业妇女工作和家务双重的负担，那负担中包括对于农村中母亲和姐妹生命忧患的切肤体验。她的《人在大病中》是如此直观而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尚不能和未能真正解放的生存处境！不仅因为物质和精神贫困所遗留的问题是那么具体，得由个体生命去承受，更有不能摆脱的承受的传统，让人生活如同在大病状态中！要摆脱生活的沉重几成不可能时，胡传永竟然想到《走进星空》里去，这样的梦想是苦涩的，但它又如同民歌的吟唱，终可以给人安慰。我们的确有现代物质异化之忧患，可是我们还有多少国计民生的忧患？具体到女性这一话题，我们的妇女在农村中的命运，从女婴处境、女童读书遭遇、到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状况，哪一项不属于最基本的国计民生？而哪一项又不是关乎一个个女人生命的具体？如果妇女的命运不能从最基本发生改变，一切大的改变又能对于生命产生多大的意义？要到什么时候，我们在民歌中看不到那么多伤痛的呻吟、在妇女作者的写作中，见不到那么多伤痛的体验和忧伤的情怀？
隔着比海峡宽度要远得多的山河距离，我从胡传永散文所受的生存之痛的震动，比大地震余波给予的触及还要大。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本色的女作家，更是一个亲历疼痛的人。

1999，8，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