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来听我的普通话演讲。
我要特别感谢叶少娴教授对我的学术信任和香港浸会大学性别研究小组对我的信任和邀请。我的演讲主题是80、90年代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形成和演变。
我将借用话语理论来描述出现在中国大陆80、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女性文学思潮现象。
自80年代初至今，20年来，占中国作家数量20％的中国女作家制造了一个奇迹，这是一个集体的奇迹，她们的创作数量、质量和影响用目前大陆权威的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因为中国大陆并没有发生像美国和法国那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在95世妇会前，也不像香港和台湾能够公开大量引进世界妇女运动的思想文化资源，享用女权文化思想，那么中国女性文学思潮是怎么产生的？具有何种特质？它在今天已改变了中国女性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话语空间中建立了女性主体言说方式，使中国女性主义feminism能够和世界妇女对话，到底是个什么奇迹？我希望当我描述到大陆中国女性文学思潮形成背景，话语资源及演变形态后，不仅能有助各位了解中国大陆妇女处境，也有助各们透视中国大陆文化处境问题。
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形成时间约在1981－1984期间。
一般称为80年代初，也是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第一阶段。
标志是：在中国当代文学通常的三大体裁小说、诗歌和散文领域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女性的声音：这种女性的声音说出的是女人受压抑的经验，并喊出了对这种经验的不满，发出了要求改变女人受压抑处境的呼声，小说家有张洁、张 辛欣，散文家有叶梦，诗人有翟永明。“为了女人，干杯！”这句象征性的话，就是张洁在她的中篇小说＜方舟＞中，让她的三位受苦的女主人公中的荆华说出来的，有意思的是，荆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我后来在论文中称她们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性别群体”。
具体地说，1981年底，张洁在北京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说《方舟》，这部小说写了三位知识女性的人生困境。正如小说题记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三位知识女性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荆华，电影导演梁倩，英文翻译人员柳泉。看起来她们职业都不错。但生活都不快乐。由于离婚或分居，她们三人搬到一起居住了。她们互相支持，希望做一番实现自我的事业。但最后，她们在事业上并无所成。她们都一致地认为：之所以一事无成，是因为她们每做一件事，都受到男性的阻挠、破坏，还有时是性搔扰。小说充满了对于性别歧视的愤怒的情绪。但是张洁在结尾时还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她写了柳泉的儿子蒙蒙和这些女人生活在一起，将会理解女人的痛苦。
张洁在小说中喊出“为了女人，干杯”后不久，诗人翟永明在她1984的《女人》组前，专门写了一个“黑夜意识”的序言。提出女人生来与男人不同，有自己的黑夜意识。她的诗歌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她们的宣言体现出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特色：它在根本上是代表了大陆中国妇女一次话语权力的觉醒和表述。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有独立身份的女权主义运动，关于妇女问题每一次不过是民族或政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次很不相同，与民族或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关系。通过文学的方式，妇女问题被独立提出来了！在文学中呈现妇女问题，并要求在话语权上的独立述说，这可以说是80、90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内在动力。话语权的觉醒和女性话语建构后来也一直是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动力源。也是它为什么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获得那么多读者特别是知识妇女读者欢迎的原因。女性话语在文学内互相生产，就像连锁反应的核堆子，构成话语场域，形成为女性解放意识形态。比如，诗歌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被女性主义小说引用、阐发，创造出独立的女主人公形象，而上一代女性小说中的人物在下一代小说中成长了，更为丰富更有力量。文学其实成了一个场域，演出了中国妇女在知识层面的解放运动，是深入地，像“和平演变”一样不动声色地，却同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轰轰烈烈的。到今天，20年，势必成为触及各体制层面的文化运动了。
大陆女性文学思潮为何在80年代初形成并体现为话语权力觉醒的特色？让我们返回80年代初的语境分析：
大陆女性文学思潮能浮出历史地表，一个重要背景是它借人的解放思潮之力，我们说它借力在于：中国大陆到80年代初，已正式推行改革开放，有机会提供多层结构性话语空间，但要获得合法性，还是有条件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的完全政治化的一元话语受到质疑。在1977－1979年三年中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通过对“两个凡是”的反思，（凡是毛的决策执行，凡是毛的指示照办），展开了“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4月25日《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春天，北京的西单出现了“民主墙”。这些意味着言论自由的空间出现了，后者也体现出大陆民间话语权的要求。
言论自由和民间话语权的要求是一个征兆，一元话语形态已不复存在了。这为文学的自由提供了广阔前景。1978年已出现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女性说出她们真实的体验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伤痕经验也可以说是一种女性化的经验。
在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转折，邓小平的闭幕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与改革开放政策并列的“人道主义思潮”获得合法空间。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只是对这一空间的一个物质条件的约束。“人的解放思潮”从此在文学中一波三折却又是坚定深入地推进了。
人的解放思潮带来了女性文学思潮，并使后者不再淹没在国家寓言／改革开放象征体系里，因为女人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文学场域里，不是社会学场域中。这就是我说思潮的深层背景。
支撑中国大陆国家话语的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分别是不同时期统一思想的策略。解放运动使上层人物和民间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对话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回到中国现实状况的共识，使文学中“人的解放思潮”获得了心理前提。反映文革中痛苦现实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心理共识之下受到理解、获得共鸣的。当时大陆文学中出现的“伤痕文学”，主要揭露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创伤。这些伤痕文学呼唤爱、温情、呼唤对人的理解，也呼唤要给人思想和精神松缚，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以五十年代著名诗人闻捷遭遇为底本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都是当时名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张贤亮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写成，里面写到了男人身体受到政治摧残的痛心疾首经验。这些作品有的甚至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像戴厚英和张贤亮两位。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体现了性别上的势均力敌。
也是在1979年，张洁已加入到“人的解放潮流”写作中，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伤痕文学”，当然也可以按大陆的另一个名称叫“反思文学”。她写到了爱情的伤痕，写出了革命者道义的婚姻和个人的爱情之间的冲突。由于文革十年中，爱情婚姻差不多是写作禁区，张洁深入到爱情与婚姻的冲突，并放在“人性”视野观照，引起了很大反响。实际上，当时大陆读者的确是把文学当成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场所的，所以当时中国大陆的作家很神圣，很得民意的。他们在文学中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而这些提法并没有忘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借用了一元话语残存的威力，在马克思主义大话语中培植新的话语。“人”的话语借“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中国女性话语则通过借“人”的话语，获得了“女人”的空间，这里正体现了话语生长的生动风景。事实上正如此，《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女性话语，是爱的伤痛，爱的反思，爱的召唤。
1980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融的”，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概念，认为社会主义也有人的异化问题，这样在理论上为当代文学人的解放潮流提供了合法依据。
到1983年1月17日王若冰《文汇报》上《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把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意味着中国的理论界和文学界已放弃“阶级论”一元话语进入“人性论”开放话语状态。后来，1984年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代表一元话语有过再次整合，到1989上，中国大陆始终在“人性”和“阶级”话语转换状态中，改革开放并没有因为1989而停止，思想意识形态处于几套话语共存局面。这样的局面适合于女性文学思潮继续深化。
现在我们在时间上清楚地看到，中国女性文学思潮初于80年代初中国大陆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文学上人道主义盛行之时，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有关妇女解放的观点，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上，共产党一直用的是“妇女解放的尺度”，所以，80年代初中国女作家借马克思主义解放话语言说，获得了女性话语觉醒的语境，在这样的总体语境中，女性文学思潮获得健康成长。接下来，也就有了像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中的独立女性话语，它的言说姿态超出了马克思妇女解放范畴，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因为谈论的是男女平等竞争问题、如何获得均等机会问题，涉及真正的性别对抗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必得谈及80年代初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和经验，及其独立女性话语言说的理由：
如果说《方舟》是一个国家、民族、女性“群体”于转型之时的象征，张辛欣1983年发表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纯粹的“性别问题”。它更集中体现中国知识阶层在面临改革开放，自觉承担国家振兴使命之时，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自我实现机会之时，实际可能遭遇的两性空间冲突，谁来做出牺牲？在这样的“平等竞争机会”“在同一地平线上”，男女之间的性别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小说写的是一对有过“知青”经历的年轻夫妇，在文革中他们被作为知青从城市下放到边远的农村，社会改革开放后，他们回到了城市，并且意识到转型时代给了实现自我的人生机会，这个机会现在很宝贵，因为他们都不是太年轻了，他们也都积累了相当热情与等待。而且在他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要想实现自我的人太多太拥挤了。所以他们两人都有自己实现理想的决心，并且决不愿放弃，男的，丈夫想成为大画家，女的，妻子想做一名电影导演，于是性别冲突在家庭内部爆发了：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支持自己事业，做好家务并能生下孩子，而做妻子的却看得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做好家务养好孩子，也不可能满足丈夫的需要，终有一天在知识上会被丈夫抛弃，于是做妻子的仍想做好妻子，却并不准备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结果呢，孩子流产了，丈夫不满意家里没有安宁，妻子的考试也不太理想，最后两人不得不讨论分手问题，家庭面临全面解体。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真正的第一部女权主义小说”，大概指它提出的“两性冲突”比张洁写的更直接、更集中，而且女人对于“天赋平等”“竞争”机会同样有充分的权力意识，要求实现自我而不愿意做出牺牲。应该说，《在同一地平线上》说明中国大陆女性话语是在自己的国家情境里生长出来的，并且也是国家情境里多种声音中的一种。这部小说有一个细节极中国化的：妻子夜读备考，心里理活动是，为丈夫准备的洗脚水是不是冷了？它和《方舟》异曲而同工地反映出大陆女性的角色冲突、精神分裂处境，在事业和家庭之间不能两齐。
分析这个例子，是要论证80年代初大陆女性文学思潮之形成，也有它自己的语境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妇女的处境恶化了，这个处境恶化的事实促使女性话语觉醒并提出表达要求。文革中及文革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男女平等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前提是男女收入持平及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但个人化的生活选择没有了余地。开放带来了很多机会，可是选择越是个人化，两性之间的紧张越有可能呈现出来。女性面临了选择事业或是家庭的两难。如果两者都要，就得承担角色双重。她们的压力空前的大了。她们被给予的要求也空前多了。
以我个人在文革中长大的经历，当时个人无论男女均未进入实现自我阶段，生存层面合作性质的中国家庭，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妇女”相对受到压迫也少的，自由也多，这是一个事实。
另一方面，大陆社会主义运动给了大陆女性主体自由成长空间，新中国的女性充满自信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是80、90年代女作家群能够出现的物质基础。基本上，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初成之时，女作家均为“知青”女性，而不是也没有什么纯粹家庭主妇。这也应该是大陆特色。当时大批女知青上山下乡，丰富复杂的生活体验造就了其中一批女作家。像王安忆，张抗抗等等。
等改革开放之时，女性寻找失落的自我，实为“自我实现”的主体想像，是建立在原来主体的自我信任感上。由于男性主体顺历史之时向更开放丰富的自我空间发展，而女性主体发现自己向前的空间突然变小变仄了，困境出现了。原来“伪装的男性身份”失效了，改革开放要求她们“像女人一样”，要她们重新寻找“女性”。“寻找自我女性”实则为80年代初大陆女性的生存处境。李小江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按照她的书中所写，她就是不断寻找“什么是女人”的问题中成长为“妇女研究专家”的。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自我寻找”或女性话语权力的觉悟，是女性文学思潮内部动因。女性写作代女性言，发声为一次又一次话语权的觉醒与要求：即自己的声音――因为“过去的解放”成了一个“神话”，现实的困境必要自救，所以，发生在文学中的女性的声音便是以“自己的话语权”要求，以“为了女人，干杯”的主体建构的动人景观来呈现的。女性的权力首先在于实现自我，建塑一个女性的自我，所以张洁《方舟》想像出了一个“女性性别群体”。正是一个群体的发声我们才能说是思潮。
以上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思潮之形成及成因，其中内在地包含了它的特色。

下面介绍大陆女性文学思潮之发展。
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在人道主义思潮中出现之时，中国男作家如张贤亮等，已相当有代表性地体现出，对于男性中心思想回潮的欢迎及男性中心话语建构的特色。
这里所说男性中心思想回潮，是指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男性中心思想曾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压抑，国家一元话语压抑传统的男性思想意识形态。而改革开放给予了传统男性思想意识形态一个回潮的机会。一些中国男作家对此表现了及时地欢迎，他们开始在传统心理和竞争现实双重需要下，重建中国男性中心话语的努力。这个努力堪与中国女作家创建女性话语的工作相比，一样的充满激情，借用国家一元话语威力。以张贤亮为例，他的《绿化树》系列，又被他自己命名为“唯物主义启示录”，这就是一个最好说明。《绿化树》系列小说写了一个遭遇政治迫害的男人，在几个不同女人的爱和奉献中，终于获得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懂得了唯物主义的意义，并获得了自己人生超越的动力。男主人公每天研究的唯物主义，启示了他的个人发展理想，也最后衍生了男性话语：女人是绿化树，是牺牲，是男人成材的源泉。
这个例子与前面分析的张洁小说《方舟》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从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一元话语分化出不同话语枝条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女性话语和男性话语都是中国国情的自产产品。
1985－1995年长达10年之中，中国女性思潮处于持续发展，女性话语建构尤为丰富。称这个10年为中国女性文学思潮持续发展时期，及至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版和影响使之达成高潮，已是批评界的定论。我在与王光明教授的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中论述了这个观点的时间意义。和前5年相比，持续发展的10年，中国女性文学尝试了更多可能，提供了更多话语实验，丰富多采的女性文本也体现了女性写作的多方面成就。
中国大陆女作家以“性别之声”的发出为使命，自觉探求女性解放之路，重新审视历史、现实，重新看待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并重新反思中共关于妇女解放的承诺与事实情形。这一切努力抵消或对抗着现实与文化领域中男性思潮的回潮。由于这种努力天然的正义性，我们可以从女性文本中读到对抗的痛苦与理想激情，以及寻求解决冲突的理智之思。同样的事实是，这期间的男性话语文本呈现出扩张的自以为是和将女性欲望对象化的情色倾向。贾平凹的《废都》可说是男性思潮回潮的高峰。它所用的传统表达式与它的内容相得益彰。不过，我本人并不认为中国男性话语文本仅仅针对女性，是为了纯粹对女性施行压迫。就《废都》而言，我认为它也反映了中国男性话语与现代进程的严重冲突，及国家一元话语分化之后，男性文化心理的严重失调。男主人公取名庄之蝶，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无意义的指称。由此可知男性话语文本的复杂性。某种意义上，男性话语文本不够强大，它们不足以影响女性文学思潮的进程，也未能构成与女性文学思潮平分秋色的势力。部分地，倒是促成了女性写作的信心。
1985年－1995年间，中国大陆经历了一次血的斗争并稳定下来，经济全面开放，飞速发展，某种意义上，经济维护了公共空间和多元话语的生长条件，政治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对文学自由发展的宽容。但另一方面，市场对于妇女的淘汰成为铁的事实，所以一方面是现实中妇女要自救，妇女教育的启蒙行动在民间进行，另方面，文学中女性话语的传达，也呈出一种女性意识形态之急需成长，女性主体形象急需建构的特点。
诗歌领域出现了《独身女人的卧室》。诗人伊蕾将“独身女人”表述为“一个自由运动的独立的单子”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这样的表述是有象征意义的，反映了当代大陆女性精神主体的一个要求指标，这首长诗一发表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对于80－90年代的当代大陆生活来说，每一次解放都有一种思想松绑的狂欢，也有一种想像力上的意外惊喜。
“独身女人”这种主体想像在中国文学中经由诗歌的歌唱而获得价值认可，接后的几年之中，女性小说中众多主人公形象，都从婚姻中抽身出来，以独身女人的形象高傲出世，呈现为一种精神追求的高度。如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写一位独身女子的情感体验和职业探索，塑造“你不可改变我”的个性形象。陈染《无处告别》中的知识女性黛二，更是自觉思考人生终极问题，对世俗生活采取审视态度。黛二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女性主义者了，她的观物方式中体现出女性中心意识，女性主体感十分明显。比如她认为自己闭经是由于处境压抑造成的，她也认为周围一切都构成压迫，只有通过拒绝才能保证自身的完整，然而做到这一点也很难。“独身女人”的主体想象为大陆女性写作提供了突破性前景，因为她们最能自由言说，可以为女性话语提供真正新鲜血液。
1985年重要的女作家残雪写了《一间山上的小屋》，从存在意义上反思中国大陆政治及日常生活，不久她的《黄泥街》以彻底否定旧政治话语的形态出现，其中用梦魔的表达讽刺了政治一体化的荒谬，这样的写作标明大陆女性话语对历史事件的界入与评判，应该说是女性文学思潮在话语建构上的全面出击姿态。
关于出击姿态，我还可以做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明。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与女性文学思潮同时，大陆男权思潮也在回潮。对这样的文化地形，女作家们可谓洞若观火。所谓出击姿态，就是她们为了建构女性话语，主动与反动的男权话语交锋，用相反的价值立场解构男权话语，从而取得女性话语的更多空间，更好生长环境。比如, 针对张贤亮写的《绿化树》系列男权小说，王安忆写出了《叔叔的故事》。《叔叔的故事》用互文反讽的形式改写《绿化树》中男主人公的故事，把《绿化树》中视为庄严神圣的故事，改写为一个荒谬的故事，把《绿化树》中悲壮的男主人公改写为一个可笑的人物角色。改写的主要策略是改变对于爱情关系的理解，比如男主公认为在爱情中女人是自愿奉献和牺牲，而女人却拒绝给予爱情。这样互文反写的效果，不仅消解了女性写作面临的男权话语压抑，而且为女性话语增加了智力因素。
智力因素的生长也是女性文学思潮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女性话语呈现了理性的力量，也就可以反思和重新叙述历史，包括反思和重新叙述妇女解放的历史。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可说是全面反思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大陆解放妇女实践的重要作品。
在《玫瑰门》中，女主人公司绮纹一次又一次投身革命却从未进入过革命中心，从未被革命真正接纳，她一生孜孜以求，生活却始终是边缘的、不被重视的状态，她的努力使得自己在小家中成为人人畏惧的女主人，她本人的愿望却不止于此。小说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女人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她的玫瑰之战是自我挣扎而已，她的自我挣扎带给自己和他人的伤害正如政治斗争带给日常生活的伤害。《玫瑰门》反思了政治与女人与日常人生及幸福的关系，认为幸福的奥妙之门在于个人生存的时代历史之中―――并与生而来带着不完满的伤痛。
在1985－1995这十年间，中国女性话语建构取得很大成就，其中的一个原因，也包括女性写作能够较好吸收外来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大约在80年代初，中国期刊和翻译杂志恢复正常，对于各国文学的介绍开始大面积进行，当时是什么都介绍，各种各样外来思想和观念激发着封闭已久的大陆人的思考，促进大陆思想解放。其中包括女作家作品和女权主义思想的介绍，在当时，也是作为解放思想的一种新观念进来的。来香港前，我曾采访一次翻译伍尔芙Woof作者黄梅女士，据她说，当时想将《一间自己的屋》（1987）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因为她自己从中解决了许多做为女人的困惑。黄梅翻译的《一间自己的屋》，在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发展中起到过不小的作用，《一间自己的屋》很深地影响了大陆女作家的写作，不少女作家使用“一间自己的屋”的意象来做为女性主体一个想像的空间，精神解放和话语创造的空间。而北大的朱虹教授是黄梅的老师，她则向中国文坛介绍了许多美国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林树明等翻译的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9年2月出版，带给文学理论界一种新方法，一些男批评家（如陈晓明）开始用女性主义视角看待和理解大陆女作家的文本。当批评界渐渐接受了女性文学的事实，并且采用新的方法面对它时，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环境开始变好，女性写作的实验也越来越多。同时，新的一批从学院出来的女作家，不仅主动接受外来女性主义资源，而且自觉在写作中演绎、发展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与理想。像陈染、林白这样的女作家就是代表。读者可以从她们的作品中找到女性主义理论的语言和形象化阐释。进入90年代中，张京媛翻译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再次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由于使用了“当代”这样的时间词汇，这本书让人感觉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确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国际接轨意味，在90年代的大陆语境中，女性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进程的一个象征性文化运动了。
但是，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大陆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可说是主动的，一厢情愿的，是本土经验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民间的。到1995年世妇会前夕，情况有了变化，理论大潮和出版大潮是以迎接世妇会，也是以迎接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形式来呈现的。这使得情况变复杂。一方面，使中国女性获得世界女性的认识、理解，另一方面，这次高潮是以“认同”而不是“差异”方式进行的，1995年出版的丛书、丛刊，估计不下百种，基本是在国家权力的组织之中，正如刚才所说，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确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国际接轨意味，在90年代的大陆语境中，女性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进程的一个象征性文化运动了。国家充分估计和认同了世妇会的意义，并且支持批量的出版及引入外来女性主义资源，带来了资源空前的丰富，也带来了西方权力话语对于大陆女性文学文本的全面界入。
情况复杂而有意味：一方面大量出版大陆女作家10年来积累的创作成果，另方面大量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几十年积累的思想资源。用后者阐释前者，便是相当一段时间中，大陆女性文学面临的处境。由于后者的话语权力，对于前者所包含大陆本土经验的忽视，相当一段时间中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忽视大陆女性话语的自身建构过程，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全盘运用到大陆经验的解读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95世妇会前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大陆女性话语之间，构成了一个覆盖关系，主要是理论上，但也影响到了创作中，对于之后女性文学思潮的前行产生了影响。就负面影响来说，大陆女性写作出现了雷同与概念化倾向。大陆女作家、诗人王小妮曾在她的思想随笔中谈及这个现象，并指出大陆女性主义思潮汇入世界女性主义运动中可能遭遇失语的问题。这里的失语，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要将自己的语言改变为别人的语言，在这个过程自我将产生迷思。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过我始终相信，即使没有世妇会，中国女性文学思潮也将在90年代中后期形成出版和理论的高潮。因为1995年只是证明了大陆女性文学思潮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成果。也许世妇会的意义是给了大陆读者一个重新认识女性文学思潮的机会，把它放在现代文化进程的高度来理解。当然，这就给了女性文学思潮更开阔的发展制造了好环境。
我以为在国家话语中成长起来的大陆女性话语具有抵抗全球（女性）话语同化的能力。并具有长久对话能力。因为它为世界妇女运动提供了特有的成长经验。以王安忆的写作为例，她的人物总是处在复杂的生存选择之中，但总是能够在复杂的选择中实现和保持自我，体现出一种成长的特点，这正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思潮的特点，在1995年的出版潮和之后的女性文学高潮中，我们可以看到像王安忆这样成熟的女作家能够继续通过充满活力的创作为大陆女性话语提供前景。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通过写一个女人的成长史来写中国城市上海的兴衰史，体现了大陆女性写作朝向史诗建构的努力，也标志着大陆女性话语言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能力。这部小说最近刚获茅盾文学奖。这也说明大陆对于女性文学思潮实绩的充分肯定。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阶段的大陆女性文学思潮描述。
在我看来，目前阶段的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呈现了向女性文化运动转型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是它与世界女性主义运动接轨必然会呈现的。
95世妇会将大陆女性文学思潮从文学领域带到了社会文化领域，过去主要在知识女性阶层，特别是写作女性和阅读女性群体中发生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革命，经过这次大会的汇合，与其他各行业各领域中的女性思想发生了交汇，也与世界各国各领域妇女运动发生了碰撞，同时这些交汇与碰撞生产出更多思考，而且也带来了信心。大陆女作家的作品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读者们由于受到世妇会大文化环境影响，能够比过去更深切理解通过文学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接受女性话语方面比较自觉和容易了，这就为女性文学思潮转变为女性文化思潮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被沦陷、被商品化的处境变得更为严峻，女性文化自救的需要，也促进了大陆女性文学思潮向文化运动转化。反映女性现实生活处境的作品开始批判现实和女性，与早期充满理想和痛苦不同，现在更实际，也更失望，有时甚至是相当绝望。新的女性话语需要的动力已经不是一般话语权的争取了。世妇会的召开意味着话语权已经获得承认和赋予。事实上女性文学思潮本身也面临了被商品化的考验。远离现实生活的女性构想，不仅不能与现实女性生活发生关联，而且可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所以如果女性文学思潮要突破自身困境，必要突破自身文化身份的困境――――它可能要把话语权的争取，演变为现实权力的解读和再构。
一些迹象表明，这样的工作的确已经在文化界进行。一些女作家不仅写作文学作品，也主动界入女性主义批评，她们企图将文学中传达的女性话语现实化，成为人们的理论，成为一种观物方式，从而达到改变文化环境，改变女性现实处境的目的。以徐坤为例，她的短篇小说《厨房》，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女强人的故事，这个女强人枝子离家出走，独身下海，在商场经过无数拚搏，取得了事业成功，然而她希望人生更完美，希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可是，她不能如愿，现实的男人不喜欢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女人，也不希望承担婚姻的责任。这个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反响，因为它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了商业情境中女性的生活现实。小说集中写的场面是这个女主人公在厨房中为自己所爱的男人做饭菜，她认真而投入，而男主人公却应付了事。小说当然是批判了男人的委琐，但是，更有力地批判了女人的不切实际，小说在结尾的时候，让枝子手里提着一袋垃圾，这就像是警告女主人公，要求得彻底的解放，自己必须面对现实并且不怀非份之想。
我想指出的是，这样的文本区别于第一二阶段女性文学思潮时的文本，主要在于作家的文化立场对于文本进行了有力地界入，作家的态度是鲜明的，她不是和女主人公一起迷惘一起来共同探索问题，如同前面那些文本中所体现的，在这里，作家是已知者，她在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教导和提醒现实生活中迷惘的女性。这就是作家的文化运动方式，徐坤的确是通过小说来解说社会现实问题。在我看来徐坤很有代表性，也许她会影响很多女作家，导致女性写作对现实界入更具体。甚至有可能出现像多丽丝·莱辛《女性的危机》那样记录同时也带动女性主义文化运动的作品。这是可能的。
徐坤也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女性文学批评，去年她出版了《双调夜行船》，集中探讨的正是90年代大陆女性写作，在她的论述中，大陆女性写作完全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物，她用女性主义理论框架来阐述所选取的女作家文本，体现出一种文化生产的意图。她也许相信，借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或沿着女性主义理论的逻辑，将产生更多更丰富和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而这些作品对于提升女性的现实处境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于女性话语再生产的期待。
这个阶段出现了另一些新生代女作家，像卫慧、棉棉，她们看起来与徐坤完全相反，她们怀疑女性主义的疗救作用，但是，在面对商业处境中的女性遭遇这点上，她们却是共同的。卫慧的《上海宝见》、棉棉的《糖》，所取题材都是商业情境中女人的故事。但她们写女人的沉沦。为什么写女人的沉沦？因为作家们自以为是清楚的，清楚商业巨大无比的威力，清楚女人在商业中认同异化欲望化是一条坠落而轻松的路，没什么可以疗救的。这种态度和徐坤式的希望她的女主人公清醒，真的很不一样。但是换一个角度，却正是反映了女性文学思潮内部的分化―――过去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共同为话语权而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立场的差异将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出来，女性话语在它的内部有了自己的异音。
历时20年，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经历了以上大致的三大阶段，目前处于多样化的分化期。也许是在它分化之时，将要结出很多不同的果实，有些与它的初衷一致，丰硕而美，有些可能背道而驰，然而也有其存在意味。无论如何，文化立场的歧异，有益我们考察女性文学思潮向文化运动转化的实际情况，也有助我们认识大陆女性现实与精神处境，这样的处境同时是整个文化状态的一个参数。
谢谢各位！

应PRC Visiting Scholars and Exchang Committee 邀请，笔者2000年8月31日至11月3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访问交流，其间应邀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香港浸会大学性别研究小组做学术演讲。本文为香港浸会大学性别研究小组学术演讲稿。
2000．11．12作于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2208室
2003年春天修改于北京花园村18－4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