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韩二、三十年代女性小说中，女性的话语突破几千年间的沉默的事实，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因为二、三十年代女性小说现代性色彩的女性话语表现得尤为多姿多彩。显示着女性性别群体在现实社会中或在个人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的参与者的地位。尤其在它的叙述方式中突出的女性语言。它不仅表达了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并且使得女性小说成为对父权制社会控诉和抵抗的叙述策略。

　　关于女性语言（woman's language）和女性文学的关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消娃特曾经说过，"女性的语言是在'荒原'中重新建立的 "。这里的"荒原"本来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Adwin Ardener所提示的概念 。这意味着在男性中心社会之外的另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女性的文化和经验的空间。消娃特以Ardener的文化理论为她批评理论的基础而指出了："荒原"，这个女性空间显示着女性的"无语言"，"无权力"的状态。可是正因此，女性在"荒原"中可以重新建立女性话语，以摆脱父权制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压抑和异化。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保持自己的话语不仅是生命的证据，而且是一种政治性生存策略。

　　除此之外，有些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的关注可值得引人注目。西苏、Irigaray等人不仅否定了以理性为中心，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与叙事方式，并且提倡了女性独特的身体语言和女性书写的女性语言理论。其中，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Medusa）》（1975年）里，主张女性的书写不能下定义，也不能被理论化、被规范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它将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它正在而且将还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 。对她来说，女性书写和女性语言并不在于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中，而在于长久被迫缄默的女性身体的经验中。因此，她提示了女性的语言与男性语言的区别。也就是说它在女性所有的话语方式中可以无限地扩大范围。这样西苏等法国女性主义者使一直处在被压抑的、被埋没的、被贬下的女性语言加入到讨论公共话语的领域中。关于女性语言与男性语言的差异，一般认为男性所用的语言是逻辑性比较强，而女性的语言是理性和紧张力的缺乏：絮语、没有条理为其特征。然而，这与其意味着男性和女性之间有本质的差异，毋宁反映着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体验、存在意识不太相同。女性在历史过程中一直都没有享受过自己话语权利。迄今为止，女性显然是依靠男性的思考和话语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所以实际上，男女之间使用的语言会很相似的。问题不在于女性独有的语言是否存在，而在于女性的语言如何体现出女性的性别经验和特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男女之间语言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着。一般认为逻辑和理性的男性语言胜于女性的非理性、感性、絮絮的语言。甚至觉得女性没有男性会说理性和逻辑性语言。这些男女在语言方面的不平等观念源于男女在不同的生活经验中不同的社会权力。凌叔华在她的小说中提示过一个男性对女性语言的鄙视："怪我话直，你娘认识那些太太们，我都不要见的。这样美丽风光去听她们讲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厉害，媳妇大胆，那些话，真个把人弄得头痛死了。…… "。凌叔华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男性不可能理解女性的生活和语言。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语言虽然不一定是女性独有的，但其在现代女性性别主体的生活中都有特定的现代性意义。所谓女性语言已包括女性的性别经验和女性欲望的内涵，也包含着以女性身体和情感状态为表现对象的所有语言。如沉默、凝视、冥想、独白、自言自语、踌躇、狂言、梦话、絮语等。女性小说可以说是把被禁闭，被压抑的女性语言引入公共舆论的空间。尤其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形式里的女性语言还体现女性语言的社会性意义。在上述的前提之下，本文在中韩现代女性小说里集中考察'禁闭和躲避'的女性语言，从而进一步确立女性语言在女性文学中的体现。这些虽然不是新颖的语言，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码都是女性生命体验中所产生的女性叙述话语的结晶。

　　二 、女性沉默和狂言之间的精神距离

　　不论中国还是韩国，女性的"沉默"被视为父权制宗法社会对女性要求的妇德之一 。而在女性小说中，这还成为能使女性忍受压抑和对抗侮辱的一种生存方式 。女性在"沉默"中的忍气吞声，证明着她在现实社会中处在无力的、无法抗争的压迫地位。由于在沉默中的"女人内在的语言"已被压抑了，女性只能陷入一种由恐惧和怀疑所制成的陷阱。

　　韩国三十年代女作家白信爱 的《糊涂》体现出在男性的暴力面前女性的唯一对抗方式就是沉默：

　　"一击打死了你，快快拿出来！"

　　"……"

　　"这臭娘儿，你拿不来？"

　　"……"

　　"这臭娘儿，你这臭娘儿，臭娘"

　　"……"

　　"那个丫头是不是聋子啊？，这臭丫头，来五十钱吧。"

　　"……"

　　"没有五十钱，来二十钱吧"

　　"……"

　　"要刺肚囊杀死的丫头，要不拿十钱来，来。"

　　"这该死的东西，还不行，你还要痛殴，只拿五钱来"

　　"……"

　　"这，这狗日的，五钱也拿不出来？这臭娘……，唉，死丫头 …… "

　　在上文中，女主人公玉南虽然挨打受气，但除了沉默之外没有任何反应。由于她拿不来丈夫要求的赌钱，因此只能沉默着挨打。丈夫狂乱地殴打妻子，终于使她的躯体倒在院子里。丈夫走后，玉南只能事后咒骂他："坏蛋"。可是她却发不出声来，只是在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噜。

　　由此看到，女性的沉默反映着女人处在"连话也不能说"的绝境。在另外韩国女作家姜敬爱 的《母亲与女儿》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珊瑚珠听到风闻，没有特别惊慌，只感到自己对他的期望过大。'世事都是这样。'她以这一句话要埋没过去五、六年间受到的创伤。可那个伤口不好愈合，终于使她变成了一个哑巴。她，客也不接，也不应酬客人。她只在屋里发愣地坐着，只在无限的沉默中呆呆地坐着。"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珊瑚珠身为妓女爱上了一个贫苦学生康洙。她虽然诚恳地帮助他完成了学业。但康洙一毕业就和女校毕业的新女性结了婚。之后，珊瑚珠一直把她自己禁闭起来。珊瑚珠的沉默不但让她失掉了说话的技能，而且可以知道她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欲望。 　　在中国女性小说中，女性的沉默尽管是弱者唯一的选择，但女主人公沉默之后发生的行为效果较为强烈。因此，女性的沉默会变成为极端的抗拒语言。五四女作家石评梅，在《弃妇》中，通过被丈夫抛弃的一个女人默然回娘家而服毒自杀的事件，可以呈现出一个女性深刻的痛苦和无声的控诉。在小说中，"我"的"表嫂"知道她已被丈夫抛弃的事实后一直沉默中坚持而回娘家第二天自杀。对此，我的"表哥"写给"我"一封信而尽力辩论自己弃妇的理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话语方式的差异，并这些差异总是从夫妻（男女）之间权力关系来的。就是说"表嫂"的沉默和"表哥"有"充分理由"的话语，就显示男性的"有条理"的话语胜过女性的"无"话语（沉默）。然而，通过"表嫂"的沉默招来的自杀来看，她的沉默已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反抗性话语，并揭示着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不能为世人接受的困境。可以说，《弃妇》通过女性的沉默显示着女性话语方式的内涵。

　　在丁玲的《阿毛姑娘》中，阿毛的沉默是一种反抗，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标志。阿毛是"从小就生长在荒僻的山谷"中的乡下姑娘，嫁到杭州西湖附近的一个村落，做了种田养蚕的陆小二的妻子。在天真的阿毛眼中，新生活中接触的一切使她感到十分新鲜、有趣，充分刺激着她的好奇心与欲望。她的欲望和梦想与日俱增，她终于想摆脱单调而无聊的婚姻生活，脱离被人欺负的处境。她虽然不断试图抓住新生活，但她这种愿望在婆婆和丈夫痛打痛骂下破灭了。"自从这次挨了打后，阿毛就不再挨打了。虽说阿婆还是不快活她，却找不出她的错处来。小二有时觉得她近来更其沉默了，又瘦得可怜，想去问问她是否有病，而又为她的冷淡止住了。说恨她没有讲话，又说不出口，所以小二只好也沉默着。……其实她自己呢，她是不愿再计较到这些事了。她也不再希望，她觉得一切都无望。她想：'也好，就如此过一生吧！ 像我一样的命运，未必会没有！'" 阿毛的沉默隐藏着许多自己的话语。在丈夫的冷淡和强迫中阿毛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加上得了病。连她父亲探望她来时候，她也一直不大说话：所以"他（父亲）受不了她那种沉默！他看她无声的流着泪，又找不到她的苦痛，问也问不出。 "再加上自己羡慕的邻居女人的死去，阿毛受到的打击更大，终于也饮毒自杀，在长久的沉默中死去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想起姜敬爱的《黑暗》中，一个受不了长久的沉默而终于发疯的女人。一个小医院的护士"英实"不敢告诉母亲社会主义者哥哥被处死的真相。而且与她恋爱的医生又变了心。在这种情况下，她只把一切埋在心底，缄口无言，默不作声。她的沉默终于让她发疯。英实的痛苦经验--沉默--发疯的过程，恰恰符合于阿毛的沉默--得病--自杀的路径。在这个同样意义的结果上，阿毛的沉默和自杀和英实的沉默和发疯同样体现了女性要摆脱被压抑的困境的意志。

　　下面进一步考察女性"沉默而自杀"与"沉默而发疯"之间的关系。如果可以说，阿毛的自杀是永远的沉默，那么英实的发疯是言说的恢复。即使发疯中的语言并不是"正常"的语言，但沉默和狂言或许是同一意义上的女性话语。这就是极端的抗拒和控诉的语言。狂言虽然是不正常的语言，但是那从长久的、强迫的沉默中获得的女性潜意识的语言。所以，这尽管没有一定的言语形式，只是感情的流露，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地话语 ，而这却都是真实的话语。白信爱的《狂人手记》是一部以疯女人的狂言为中心的小说。她的狂言主要是对上帝和外遇的丈夫的埋怨和咒骂。"不，你这个上帝啊。嗳，这狗日的上帝啊！如果你明明是上帝，为什么放过那可恶，真可恶的那个坏蛋，那死丫头。立刻打雷而击毙那些孽种多好啊……不。哎呀，怕死了，不，这都是撒谎吧。那两个东西有什么错误呢。只是我的命。哈哈哈！可笑。笑死了。 "她是经过二十年间婚姻生活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一直是个贤妻良母。她曾经受过婆婆和小姑的虐待。但因为有老实而可信赖的丈夫所支持，幸福地活着。当她偶然知道了丈夫的外遇后就发疯了。她的咒语是一个女人二十年期间埋没的愤恨和期望。狂言虽然没有逻辑性但可以揭露出一个女性的遭遇和痛苦。实际上，在她是个正常人的时候，她总说不出来自己内心的话语。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中，由于女性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女性的狂言就成为直接表露被压抑的愤恨和痛苦的语言工具。 ："大家不以为我也是人。我把我的一切都看成我的命苦而好好待人。他们却把我看做傻瓜。把我逼到这种地步……哎哟哎哟……上帝呀，骂你有什么用，你已经看到一切都知道吧，也再来听一听，好吗？我不是说谎的……哎哟，冷了。 "在《狂人手记》中，狂女的话语尽管这样非理性非逻辑，但她对过去的记忆和判断却很正确。被丈夫欺骗后，她向上帝声讨："上帝呀，你正确判断一下。他说得对吗？啊？快回答！是，是呀！当然啦，他说的都是谎话，谎话就是。这个人吧，如当初学得不好，不管自己对不对，虽是谎话，何况是拿奇妙的理论来合理化的。"，此中她突然想起那个第三者而骂她："哎哟哎哟，那死不要脸的丫头，你抢夺人家的丈夫……，哎哟！气死喽！" 。 至于此，女性的狂言成为一种女作家故意装置的话语策略。这不仅成为揭露女性的忧愤和痛苦的工具，并且体现对抗于男性中心的逻辑和理论的女性语言的典范。

　　三 、女性的自言自语、独白中的踌躇和焦虑

　　女性的语言反映着女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女性内心世界的焦虑，进一步表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女性通过含糊不清的言语，表现出对自己的想法和认识的不确定。这呈现出女性"意识"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分裂和矛盾。在女性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独白中显示出的踌躇、焦虑，体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女性的语言常常体现出对父权制社会的恐惧、不安心理 。由于女性只能处在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中弱者位置，所以女性语言往往表现得比较自卑。这种女性话语在女性小说中，通过独白、自问自答、推测和假定疑问、省略等有效地表现了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内心世界。

　　萧红的《朦胧的期待》中的"李妈"向她所爱的"金立之"的言语几乎是独白，并只是无力量、无效果的自言自语。李妈是个从农村来的二十五岁的保姆。心中一直想念着本来是主人家的卫兵，现已投入到特务连去前方的金立之。有一天晚上金立之路过那里。由于李妈知道他留下的时间不多，她很希望他注意她。但她只能看着他和太太对话的场景，心中的焦虑越来越深刻。可是她总说不出来心中的话："他为什么还不来到厨房里呢？李妈故意先退出来，站在门槛旁边咳嗽两声，而后又大声和那个卫兵讲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她看金立之仍不出来，她又走进房去，她说：'三个金花了，等从前方回来，大概要五个金花了。金立之今天也换了新衣裳，这衣裳也是新发的吗？'金立之说：'新发的。'李妈要的并不是这样的回答。李妈又说：'现在八点五分了，太太的表准吗？'太太只向着表看了一下，点一点头，金立之仍旧没有注意。 "从中可以看到女性总不能表现自己的感情，而只能采取有意无意的吸引男人注意的消极态度。女人对男人的真实情感只能留在自己的心中："趁着这工夫，她从太太房子里溜了出来，下了台阶，转了一个弯，她就出了小门，她去买两包烟送给他。听说，战壕里烟最宝贵。她在小巷子里一边跑着，一边想着她所要说的话：'你若回来的时候，可以先找到老爷的官厅，就一定能找到我。太太走到哪里，说一定带着我走。再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不能就忘了我，要做个有心的人，可不能够高升了忘了我。…… "

　　在小说中，这区别于男人的话语，也显示出男女的社会角色和立场的差异。金立之走以后，李妈以空荡荡的心情想曾离开她的男人们说的话："远近都没有回声，她的声音还不如落在山涧里边还能得到一个空虚的反响。和几年前的事情一样，那就是九江的家乡，她送一个年轻的当红军的走了，他说他当完了红军回来娶她，他说那时一切都好了。临走时还送给她一匹印花布，过去她在家里一看到那印花布就要啼哭。现在她又送这个特务连的兵士走了，他说抗战胜利了回来娶她，他说那时一切都好了。还得告诉他："把我的工钱，都留着将来安排我们的家 "有趣的是，在这里的男性和女性的话语方式的差异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角色。这里要离开的男人，无论是国军还是红军，意义不都一样？都不过要去参加一场男人的战争。甩下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妻子和家庭和国家，他们必须得抗战到底。因此，男人们对女人的发誓也很明确--"做完了任务回来娶她，那时一切都好了。"而那些还得等男人归来的女人呢，她因与前线无关而只能在背后等待男人。好象与她那不确实的未来一样，她言语也只在她脑子里打转，为了一句千年的允诺等白了头。

　　除此之外，女性的自言自语显露女性的无可奈何的烦恼和恐惧。在冯沅君的《贞妇》中何姑娘做了一场被丈夫挨打挨骂的噩梦。她即使说："哎呀！真硬心啊！不认我也罢，何必这样苛？你全当行好！"，这种梦话是挣脱不了噩梦的"口里哀求"。尽管她从梦境醒来，那恐惧使她的"心还似小鹿似的跳着"。她总不能战胜自己的痛苦，而像咒语一样的自言自语：'从此断了念吧！ 每次梦见他总没有见过他的好脸！'她幽幽的自己说了几句，两泓清泪又在她的枯瘦而烧得绯红的脸上流着。'薄命！薄命！三个月死了父亲，五个月死了母亲，……只说长大了可跳出火炕，又遇到那母老虎般的婆婆，没良心的男人，……' 。"她由这场噩梦而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恐惧中。她对不幸遭际和悲运的叹息，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听到的，正因如此这种独白显得更为真实和自然。

　　与此相似，萧红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向她所爱的"我哥哥"说话，尽管是面对着对方言语，但由于她的话语经常中断，在话中频繁出现"……"的符号，实际上是与独白一样。尽管她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明确，但在这种不明确的语言中，读者可以思量到翠姨内心的痛苦。她是一个觉醒的、文静的小女子。她虽然爱上了"我"的哥哥，但她的感情在作品中一直被压抑着，她无法摆脱包办婚姻，也无法走出封建礼教的藩篱："……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有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是不对的。不知为什么，那家对我也是挺好的，我要是过去，他们对我也会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还惦记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呢，我也很快乐…… "

　　由于翠姨已与人订婚了，所以她对"我哥哥"的感情是不能被人接受的。她一直把想说的憋在了心中，终于含恨而死。在话语中，翠姨的自我主体显得不断分裂和不稳定。她在说不尽的话语中，可以想象到女性在现实中的危机和心中的焦虑。这种言说方式也可以说是女性话语的"意在言外"的特点。

　　在韩国姜敬爱的《母子》中，承浩妈的自问自答体现着她们母子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承浩妈的丈夫在抗日革命中死亡以后，她们受到了大伯子的冷待。由此她离开了大伯子家，做保姆谋生。可孩子得了肺病，恰好被被主人家解雇，她无路可走，不得不又回到大伯家去。在大伯家的大门前，她踌躇不前，迟疑不决，自问自答："她突然停住了脚步。'如大伯问怎么到这里来？怎样回答？我们要住在这里……这样回答吗？怎么说好？就要默然不答，不，我应告诉他放下保姆的事。但他也不顾我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地狱似的，她转过身了。索性不找他们了吧。但是没有地方可住的。今晚找到谁家住，雪停以后再到哪儿？可是她立刻想起被主人家驱出来的场景。'人家都是一样，谁愿意给我们住一天。如没有我，谁要这得病的孩子。承浩是大伯的侄子，比人家好些。要找他，找他去说一说，难道他能驱逐我们吗？'她又开始起步了。 "在上文中，承浩妈带着病孩徘徊在生死的关头。她的内心一直在一点希望与惟恐被拒绝的恐惧中。她这种心理状态通过自问自答的言语，还有经常使用推测型语尾和疑问的形式显示得更为明显。如上所述，女性的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以及还留在口中的独白不仅证明女性是现实社会中的弱者，并显示女性内在心理中的矛盾和焦虑。

　　总之，女性的独白语言的模糊、踌躇、焦虑虽然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开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语言或许是显示女性潜意识的语言。因此，这并不是理性和逻辑的语言，而是在女性潜意识的混乱和空虚中产生的心理语言。

　　（吴京嬉 韩国淑明女大亚细亚女性研究所 140-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