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女性学研究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女性经验"、"女性地位"、"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中国女性/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女性主义的比较"等十分有见地的探索，将女性放置到历史/现实、本土/全球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中国当代女性的气质风貌与地位变迁会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宏阔感。但这其中一个问题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当代中国女性是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之的整体概念？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女性经验"、"女性生存状态"亦或"女性形象气质"？ 特蕾莎·德·Lauretis说仅仅将男女之间性的差异强调为妇女身份的基础的做法是需要商榷的，因"它把女权主义批评置于普遍存在的性对立的概念框架中，而这有使揭示妇女与妇女之间、或者说妇女内部的差异，变得相当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①当我们把"女性"定义在"当代中国"（即"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一时空观念去探讨女性同男性、当代女性同古代女性西方女性的关系时，"中国当代女性"这一语汇内部的巨大差异和分野却被无意遮蔽或有意视而不见了。本文试图从阶级的和性别的立场出发谈一下底层女性的文化命运问题。
弱势群体与弱势女性
女性内部的这种差异与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有关。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终于走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在经过80年代的体制转型后，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体制主体已然以绝对优势确立起来，中国也终于告别过去义无返顾地"走进新时代"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幅员辽阔、现实状况异常复杂的具体国情考虑在内的话，用富裕/贫穷、先进/落后、现代/保守的二项对立思维来分别指称中国的"现在"和"过去"却也是片面和简单化的。不管是权力资本无孔不入地侵入我们引以为豪的市场经济，还是贫富分化比起十几年前的剧烈增加，或是由"下海"到"下岗"逆转中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知识经济"、"后工"、"E-时代"、"全球化"这些无论在官方发言、大众媒体还是精英论坛中都闪闪发光的词汇是无法统一地指称整个中国的。一边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中国之最"景观，一边可能就是拆迁户买不起房的忧虑；商场里高档空调专柜前人流如潮宣示着诱人的消费前景，混杂其中享受清凉而不买（确切地说应该是买不起）的下层市民或许也大有人在。显然，中国目前正进行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变动和阶级重组。最近中国社科院数十位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将中国当代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昔日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仅仅强于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排到了最后，不管承认与否这应该是当代中国最大也是最残酷的一大社会现实。对此，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曾就"弱势群体"的问题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讨论，这种阶层分化现象自然也侵入到了女性这一性别领域内部。
女性学者林丹娅描述了一个正从印制着最领时代风骚的现代男女形象的巨幅广告牌下走过的"现实中的女人形象"："服装低劣、神情木然、疲惫，腹前吊着一个娃娃，手里还提着瓶瓶罐罐"。②这是从广告上走下来或追随着广告形象而去的摩登女郎背面的另一副女性图景。现代生活的喧嚣可能已将她们推向边缘，但至少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将她们逐出"当下"仅变成一种来自母亲辈的"记忆"。事实上比起那些正加紧步伐迈向"现代化"的女性来说，这部分人的绝对数量其实是相当大的：8亿农民中的农村妇女、绝对占到一半以上的城市下岗女工（据全国总工会1996年统计，下岗人员中女性占到59.2%，与女性只占全部职工的39%形成强烈的反差）、还有那些不容易完全统计到的进城的打工妹们。显然，"弱势女性"--这一称谓是从弱势群体而来的，即弱势群体中的女性，同时也是女性中的弱势者--毫无疑问已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底层劳动力大军。因为身为女性，又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女性，她们在当代社会中所受的歧视和压力其实是双重的，一是性别的，二是阶级的。比如广西关西水电站的10名女员工为了保住工作，别无他法，只好提出离婚，这是我国首例"集体离婚"事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按照《劳动法》规定，在企业裁员时，单身职工应受到较多的保护，而双职工却一般要"男人留岗，女人回家"。不过她们的做法无济于事，离婚请求被驳回。③而更令女性读者痛心的是许多凌辱弱势女性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竟是女性。如我们在传媒上经常可以看到打工妹被发廊女老板蛮横地剃掉满头乌发痛苦得几欲自杀，或女主管把持着工厂大门让女工挨个排队搜身之类的报道。如果这些事件因为太"极端"，离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远的话，下面的现象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一个要出门的白煨〗阍谖≡衲囊恢峙谱拥南闼淘ナ保繁甙谒哪昵嵯备究赡苷谖"进厅"后高昂的房租犯愁；单身贵族们还在为不肯轻易交出自己而"待价而沽"时，大山深处女孩子的择偶标准可能会简单到"不打人就是好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细算起来竟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相对于强大的男权社会，相对于有权势有地位有教养的"主流"女性，弱势女性才是"边缘"中的"边缘"，"她者"中的"她者"。
被消弭的文化景观
现在不消说中国城市，就是县城或乡村集镇，只要有卖书报的地方，我们匆匆一瞥就会发现杂志封面图书插页上数十年前往往被表现为拖拉机手、工人和农民的女性形象已无一例外地被漂亮、优雅、性感的女明星女模特取代了。而这几乎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颇具代表性的一大文化景观。但这其中或许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现在当然还有拖拉机手、工人和农民，并且女性从业者亦大有人在，她们的文化身份与形象表达哪里去了？ 就象林丹娅女士所描述的那个蓬头垢面的妇女，因为她的生活方式"落伍不堪"、形象气质"既体现不出女性形象变化的日新月异又有悖于文明进步的现代化进程"，或者官方一些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她的身影除了被那些欲彰显这"反差"效果的摄影家偶尔拍到外，是永远不会出现在金光灿灿的大幅广告中的。事实上不仅在以青春靓女的商业效应为直接或唯一目的的广告中弱势女性的形象已差不多销声匿迹了④，当下其他的文化艺术市场中她们庞大的数量和不容乐观的生存现实也不断被遮蔽和粉饰着。比如如果稍稍关注一下当前的图书市场或影视屏幕，《京城闲妇》、《上海闲女》、《白领丽人》、《住别墅的女人》、《洋行里的小姐》等一系列将优雅、休闲、靓丽、豪华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名子就会扑面而来，它们同晚报副刊上的"小女人散文"一道，光闪闪地提示着我们一个个关于奢华场景与闲雅女人的都市辉煌想象。其中，最近走俏书市的由淳子所著的《上海闲女》的扉页就对作者进行了如此骄傲的定位"威士忌+冰淇淋+番茄汁+巧克力+洋葱+冰块=淳子。"上海大概是一个诞生趣味与情调的地方，知名女作家陈丹燕在完成了她上海的"红颜逸事"、"风花雪月"、"金枝绿叶"三系列之后，又成功地推出了亦中亦西的《上海色拉》。可惜中国之大却不能尽收上海的荣光，而且上海女性也不全是能够细品"色拉"的"闲女"。 ⑤不过，弱势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现实在这种以中产阶级消费趣味为时尚的当下文化市场中，被推到不可知的"边缘"却已成了一个被人熟视无睹的事实。就是撇开这些我们称之为迎合受众的"大众文化"，注目于当今风头正健的"女人写女人"的女性精英文学（当然90年代学界已不断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流"之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弱势女性和底层生活亦慢慢淡出了文学叙述和叙事文学被关注的重心。比如曾以关注产业工人和凡夫匹妇生活著称的池莉90年代中后期除了以来双扬继续那份对武汉底层市民的思考外，林珠、时雨蓬、戚润物、艾月等从纸上活跃到屏幕上的人物身份都让她的书写空间 "上了一个层次"；尽管王安忆近来写出了《富萍》、《喜宴》、《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不少关注弱势群体的小人物的作品，但为她带了巨大殊荣并至今仍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好象还是她95年的《长恨歌》，这其中"上海小姐"的美人迟暮取材不能说没有在这个盛行"红颜逸事"的时代起到一定作用。而更象以群体的方式集束性出现的60年代人的"私人化写作"与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们，前者抒发的是知识女性，具体来说应该是写作的女性自我发现纪实，后者则是电子网络时代"新潮女儿"的狂欢。所以90年代以来一直被呼之以"边缘"写作并以"边缘"姿态自居的女性文学，如果从女性人物的书写对象上看，惹人注目的应该是三类：知识女性、白领小姐和另类"宝贝"。将这三类女性放置到中国当代女性生存状态的大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她们之外还有众多"边缘"的女性人物，显然那些属于"其他"的弱势女性即使在当今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重心中也似乎并不属于直观的"可见"地位。当然，艺术作品既然不应以题材论英雄，就更不应该有什么"人物决定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就是在"女性"这一边缘性别内部也存在着特定的时代宠儿和文化英雄。其实这也不奇怪，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写作阵营中心就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发生过城市--农村--城市的转移。如果说"怎么写"的问题是关于文学艺术方法论范畴的话，"写什么"却似乎总与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当然造成弱势女性在文化市场中这种不可见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上文提到的突出共同性消弭差异性以向更"拿?quot;"高雅"的生活方式看齐外，目前不少文化制作者对与自己生活有一定距离的人物生活空间缺乏相应的体察和表现的兴趣也是一个原因（比如晚近女作家中"自传体"写作方式的流行等）。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接受学意义上的重要一点，这就是即使那些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弱势女性对广告、影视及大众通俗读物上的悠闲华丽的女性形象也并不是一味拒斥，而是不乏欣羡之情乃至摹仿的行动。比如打工妹们最喜欢消费的服装，就是那些即使做工质地差许多也要在花色、款式上紧跟着名牌时装"模仿秀"。朱文颖的《水姻缘》中主人公沈小红就这样设想过她的婚姻："很大的房子，雪白的窗帘被风吹起来。身穿白裙的漂亮主妇笑着忙里忙外。楼下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是成功的西装革履的丈夫，手里拿着一件礼物。"普通人家的普通女孩即使做梦又何以做得如此细致周贴？作者特意在她那个梦之前加上的那句话不容忽视："她的这些想象多半是从电视广告里得来的"。这些被传媒吸引并"当真"者多为弱势女性中还算年轻或尚未完全被现实同化者。中产阶级"姐妹"的富庶与雍容至少给她们提供了一个有"可能"的遥远却美好的未来以"生活在别处"的希望。并且它也能让人在消费或更大多数情况下的"想象性消费"时（诸如翻翻昂贵的时装画册却不买、饱览广告上的俊男靓女却不理睬其推销的商品）忘却一份现世的痛苦或产生一种如费斯克所言的"报复的快乐"。 ⑥当然短暂的快感之后抽身回到现实而更加失落或更加痛苦也未为可知。总之，不管是制作者以"现代化"的名义书写后现代消费景观，还是接受者以想象的满足促成"合谋"，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夸大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与情趣品位同时又遮蔽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与情趣品位的文化乌托邦，对于那些实实在在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来说，只能使她们本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上就不可见的形象地位，在文化上也更加"不可见"。
大众文化中的弱势女性
当然，在目前这个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时尚的中国当下社会，被主流文化消弭的应该是整个弱势群体。比如作为八亿人口的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文化份额中日渐声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一两年内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1频道黄金时间播放的"主旋律"电视片里，农村片在大批的"反腐"、"清帝"、"国企改革"中差不多已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乃至于一部小品翻版明星亮相的《刘老根》，观众在一方面指出它是一部"城里人看的农村戏"的同时，最喜欢看的还是它的东北乡土风味。⑦在屏幕上一片城市喧哗或历史场域中田野乡情倒有了一种"题材效应"，这足以看出人们不见之已久矣。但是，作为这"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女性，我们说弱势女性形象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书写中存在着整体上被遮蔽和消弭的状态，却并不是说她们在当今的文化市场中就一无所为。事实上，在不少大众读物、影视传媒中弱势女性又比"弱势男性"更容易成为"文化关怀"的对象。不过，这并不是说弱势女性的不良生存境遇和令人担忧的未来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同情（尽管尚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抱着严肃真诚的目的创作出了切切实实反映她们疾苦的作品，这一点我在后文中将有提及），因为构成这些更大多数的文化产品卖点重心的显然不"弱势"，而是"女性"--当下这个消费时代最容易成为文化消费资源的性别。可以说处于性别体制与社会阶层双"弱势"地位的这些女性更为某些文化书写提供了天然的运笔视角。具体说来，大众文化中的弱势女性形象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受害者或堕落者形象。这主要表现为不少以弱势女性为主人公的有关拐卖、强暴、以及卖淫、犯罪之类的纪实或虚构的文化读物的畅销。不可否认，上述现象的确是目前不少下层妇女可能会遇到的生存境遇。但这些极端事件同更经常也更普遍地存在于整个弱势群体中的经济困扼、地位低下、无力受到更多的教育相比，显然是更为"性"话语--这一当代中国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切近并由此找到文化看点。成群的女人被"人贩子"包围着，在人口市场上等待被拍卖零售，价格从×到×元不等，被卖掉的女人受"丈夫"或其他男人的暴力虐待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此这般的细节描写往往是这类拐卖强暴事件的"真实""生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这些在准法律包装下旨在"教育"读者的故事却无法不包含着逗引起潜在窥淫者煽情心理的因子。因为对虐待行为的简单与猎奇式披露，而非从妇女权利着手，其实助长了女人的作用就是迎合男人的性和婚姻需求这种观念的流行。当然最能体现弱势女性这种文化消费作用的莫过于女性堕落和性犯罪的故事了。一个出身贫困边缘地位的女性在社会中奋斗挣扎，但在人世险恶和生存第一的原则下，终至出卖了肉体并被吞噬了灵魂。这差不多是《黄领小姐》、《女子监狱》、《中国女子监狱》等大批同类书中一个乐此不疲的书写主题。没有比直书这样一个（批）女性更能合理合法地同色情与暴力相结合，又能控诉社会甚至提升"人性/女性关怀"的高度上的了。在2001年图书市场上掀起"乌鸦大战"的九丹还把这种"罪与性"的故事搬到了海外，以"床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唯一位置"向金钱的男权的殖民的社会进行"女性控诉"，并在"民族关怀"的旗帜下赤裸裸地对女性价值和生存之道进行"重书"。不要说在社会生产力和女性出路都日益提高与多元的今天，卖淫事实上与经济状况甚至受教育程度都没有直接与必然的联系，自我定位与道德自律的不足已成了女性走向犯罪的最基本因素⑧，就是弱势女性在自我堕落与毁灭的过程中所蕴涵的那种控诉社会的凄绝色彩和审美与警世意义，也在自我利益的强调和对性犯罪细节的津津乐道中被弭合掉了。无疑这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给"男人看的女人故事"。
貌美或德善的"灰姑娘"。出身贫贱身份卑微，但贤淑温柔，或者关键是美丽可人，这样的穷丫头就不愁没有风度翩翩的富家王子来追求，从此走出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童话里的故事反复出现，大概也是符合人们的一种心理渴求：贫穷卑微不是错，穷人自有埋没不了的光辉，而最能证明穷人（尤其是光亮鲜活却投胎于寒门的女孩子）的生命价值而又容易"有戏"的方式莫过于一场跨越贫富阶级限制的生死恋了。从30多年来畅销不衰的琼瑶剧到最近在东南亚青少年中又掀狂潮的《流星花园》都离不开这种模式。对性魅力的强调是这些故事中处于阶级边缘和性别边缘的女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关键环节。不过这种大众罗曼司中浪漫而幸运的女性同前一类受人诅咒的坏女人在自我客体化方面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西方有学者说，多样化的隐喻基本上把女人分作纯洁的花朵、母亲和充满欲望的野兽，这两类比喻都把女人从自身隔离开来并且在一种象征性地阉割中切掉了女人的部分本质。⑨但是这种让弱势女性通过自身"以柔克刚"地征服地位较高男子的文化想象却自古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前一阶段收视率颇高的平民苦情戏《儿女情长》中，那一家人经济拮据和生活困顿的最终解决，也是因为身为单身母亲并下了岗的长女"幸运"地被如今成了大款的昔日学校同桌所爱，大款轻轻解囊相助的缘故（如二儿子经营的书摊资金有了保证，小儿子用钱得以摆脱恶妇喜结新缘，大女儿自己则成了豪华街道上花店的女主人）。就是这么个在当时电视屏幕上一片商战喧嚣中非常朴实感人的城市普通平民的故事，作为带来福音的大女儿（工厂下岗后，她只能靠打扫公共厕所为生）扮演的同样是"灰姑娘"的角色，只不过在这里她以德取代了美，以东方女性的善良素朴宜家宜室代替了年轻女子的美丽性感，这是大款在厌倦了同后者的两性游戏之后做出的一种"感情回归"的选择。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具有美貌或美德的弱势女性在同那些经济实力政治地位都较高的男子的交往过程中都是被追逐，不知不觉进入角色的。而这种"被动"（或许不仅仅是弱势女性，差不多所有的女性都喜爱"被追求"的感觉）才是她们自我价值的最重要体现：美貌或美德"召唤"起男性而且是地位高的男性的追求，男性的主动行为把做出答复"一锤定音"的权利留给了她们，从而使她们感到了在恋爱游戏中的"主宰"力量。这份爱情及其背后的财富或权力背景不仅提升了这些弱势女性的形象地位，而且也符合受众"物质贫困者精神富有"的心理平衡。不过，如果在这场爱情与财富/权力的巧妙置换中作为弱势女性的一方采取了主动，比如《水姻缘》里沈小红为一份安逸和奢华信"没有爱情也要结婚"，《婚姻相对论》（张欣）中林紫淑为得到"理想"的男人竟不惜雇人杀害情敌，那么在这些揭去爱情的脉脉面纱增强了生活的现实感和残酷性的故事中，美丽温柔的弱势女人也露出了狰狞之色。
变弱势为"强势"的"成功者"。底层女性突遭下岗失业、未婚先孕被遗弃、丈夫移情别恋、孩子或公婆父母身患绝症（为突出戏剧性效果文艺作品常使用"一连串灾难法"）之后，抓住机遇绝处逢生，不仅最终脱离困境在事业上闯出一番天地，还能走出原来阶级挤身"富人"行列，而且不少人在感情上也会有新的转机。无庸置疑这是有关弱势女性的最具品"提升力"和时代感召力的"经典叙事"/言情模式了。它既能以女性"自立""自强"的现代精神品质相号召，又能解决我国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倡导、鼓励下岗女工成为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女老板"会大大减轻企业和社会再就业工程的负担与艰难，城市打工妹苛酷环境下的不安份情绪也可以通过对成功的想往得到"正面"的疏导。这也是《外来妹》、《女人四十》等电视剧在社会不少人心中得到共鸣的原颉４拥撞憧甲粤⒆郧砍删鸵环乱档脑谖颐钦飧錾缁岬比徊皇敲挥校热缂负醭晌泄聘皇贝钥５奈馐亢辏哟舐饺ハ愀墼馄笥尚〕蕴鸩降?quot;水饺皇后" 臧健和等。但这其中没有主人公独异的个人能力和艰苦卓绝的漫长跋涉，以及她们对稍纵即逝机缘的敏感捕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臧健和当初对日本商人的几次拒绝就是其现代工商管理无师自通的一个明证。不过那些"技术"性太强又嫌枯燥艰涩的事情放在我们的文艺作品里可能显得太沉闷平淡不够"有戏"了，或者作者并不了解也无意于了解创业的真正关键环节所在，在众多表现弱势女性由"弱"至"强"的新都市传奇中，为描绘出生活的"有声有色"不少作者不约而同使用的艺术手法是只以创业线索为背景而把重点放在创业前后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上。与现实里埋头于繁忙工作感情生活相对平淡黯弱（甚至有人不得不独身）的成功女性不同，很多文艺作品中她们的生活却"多姿多彩"的，不过弱势女性的艰辛和创业真正需要的智慧和毅力却在这种言情模式中被不同程度地淹没了，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成功者"由弱至强的过程和原因往往太偶然性和简单化了。有些作品如池莉的《口红》里用"遗产继承"法让在底层屡战屡败的江晓歌突然拥有了自己的产业并"顺理成章"地熟谙了现代经营之道；有些作品让女主人公的"美德"大放光辉，如前几年的一部电视剧《太阳雨》中原酒廊小妹因为无意中帮助了一个不相识老人就被这实为某富商的人认作义女，并因之基本奠定了成功前景；而最近《文艺报》上"真伪现实主义"为名连连讨论的关仁山的《红月亮照常升起》则突出了农村妹子陶立善于运用她的"美丽"和掉包记等的"聪明"得以顺利实施她的"科技兴农"战略。不难看出，"幸运"、"智慧"、"美丽"往往是这些这些文艺作品中弱势女性成功的关键，而简化"过程性"叙述突出"结果"对主人公人生的影响更是它们一致的艺术追求（这在描述穷丫头如何受富家公子玩弄"富"起来以后又如何对之进行报复的《太阳雨》中表现得最明显）。这种叙述基调固然使行文顺畅多彩并符合受众心理期待，但要想从这里找寻真正使弱势女性走向富裕的成功样板和普遍出路却无疑是一种文化想象。不要说如"成功者"不说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就是在现行社会严重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下处于困境中的弱势女性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困难重重。比如温州一线厂厂主就明确表示处于婚龄和育龄的女工一概不予招聘或予以辞退。而在此情形下，女性某些致命的灾难，如最普遍的下岗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平等劳动权的丧失，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获得"雪中送炭"的巨额外力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本分普通的工人一经下岗培训"转变观念"就能抓住机遇陡然"致富"的想法也有些过于天真。事实证明，"一连串灾难"下达到"成功飞升"的女士固然寥落星辰，因为断了固定的生活来源走向"沉沦"的倒占了一定比例。这也提醒着人们苦难承受力的脆弱和有限性以及对"成功神话"保持一份应有的警醒。
结语：期待着来自创作和研究界的关注
长期以来弱势女性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所遭受的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抑为社会学家关注边缘社会和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能看到很多关于诸如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下岗女工生活状况的详实研究资料。但她们的生存现实反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上，却如我们上文分析的那样不仅在以"新女性"为时尚的当代文化书写中整体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即使在大众文化中频频出现的弱势女性也在不同程度地被艺术品的消费属性扭曲或改写着。当然这并不是说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就从来没有人抱着严肃真诚的目的去书写。象王安忆近期对边缘群体中女性小人物的倾情泼墨，被收"直面底层"书系中的《生活秀》、《谁家有女初长成》等就如实地写出了弱势女性那份生命的艰辛以及她们"向世而生"的安然与执着。如在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前就第一个支起架子卖油炸臭干子的来双扬，尽管相对于哥哥的势利妹妹的清高只有她才能在生活面前真正做到游刃有余，但她一生的理想也就"卖鸭颈"，池莉让她那段"有可能"与款爷结缘的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你当然可以说她的人生不够开阔和飞扬，但是你不能说她不老道和坚实，她的生活可能更符合弱势女性的生命轨迹。着力于表现不同阶层女性的价值观念差异的作品也有，如军旅作家裘山山的《幸福象鲜花开放》就将生活困顿但又不失素朴乐观坚韧的中年下岗女工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轻女大学生对比着来写，读来充满日常生活的机趣又让人不由进行冷静的思考，这其实比电视短剧《娥子》等最终以"姐妹情谊"将乡下小保姆和城市单身女雇主间的微妙主仆关系遮蔽起来的叙述更显真实和羁獭２还庋泵嫒跏婆陨嫦质档淖髌坊故翘倭耍喽杂谌绱酥诙嗟谋咴蹬匀禾澹跏婆缘奈幕樾次侍馊匆恢蔽茨芤鹑嗣堑淖愎恢厥樱媸捣从乘堑纳钕质挡⑶艺嬲屎纤窃亩?观看和消费层次的东西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较差。而另一方面，弱势女性却同样也有强烈的精神需求，比如打工妹们就事实上成了街头"地摊文学"和大小录象厅的一支重要的消费大军。大批粗指滥造的东西对她们脆弱身心的"文化腐蚀"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对此，我认为创作界（尤其我们女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应该不要仅拘囿于自我生活的"精英"圈子，切切实实关注一下弱势姐妹的生存困境，并创作出为她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女性学研究界也应该注意"女性"这一性别构成的多层次性问题。女性学者兼作家崔卫平说："我从一些被人们称之为'女性主义小说家'中读到的，并不是被认定为所谓'女性'的经验，而是一个女性写作者的经验。……哪有什么一般的'女性经验'！""如果这些写作的女人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的经验，她还有兴趣去观察那些不写作的同胞，那她就会发现这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比男人和女人的差别还要大。"⑩如果说有些女性创作了诸如恐惧、对外部世界和人们格格不入、对女性身体感到困惑等知识阶层写作者自己的某些心理体验的话，把它们冠之以普泛意味的"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女性主义表达"的则是女性理论界。我认为这女性经验或女人与女人的差异问题或许并不仅在于写作的女性与不写作的女性之间，而应该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由于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兴奋点关注点自我性别定位等整体性别意识的相异。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于政治、经济、阶级、种族问题之外的，如果只以"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现代知识女性为研究对象来讨论女性的一般问题，就象只注意到当今时代女性地位的新变化而不考虑她们在性别格局中"第二性"位置的不变性一样，陷入到先入无主的成见之中。为此，我认为女性研究界在考察中国当代女性生存状态时应建立一种女性地位的可变性与不变性、女性经验或形象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等全局观念。但愿本文以弱势女性为个案所考察的她们在当代文化书写中的暴露与遮蔽的问题能对此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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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蕾莎·德·Lauretis，《社会性别的技术》，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林丹娅《女性视点：广告与魔镜》，《中国女性文化》（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31页
③《中国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参考消息》，2002年5月19日，第四版。
④除非在象"猪饲料"等极少数产品广告中会出现田野树丛间精心修饰过的"乡妹子"外，当今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一般都是典雅高贵性感窈窕的"白领丽人"或摩登时尚的青春靓女。不过象以《我的父亲母亲》一举成名的影星章子怡曾以"村姑"的打扮为某代表着高科技产物的电脑品牌做广告，这里采用的是明星银幕形象和现代产品间的"反差"式创意，非"一般人"所能比。
⑤据上海市总工会报道，截止93年6月底，全市下岗女工已达7.2万，占下岗人员总数的55.3%，并且这一现象正逐步严重。见常凯《公有企业中女职工的失业及再就业问题》，载《社会学研究〈京〉》1995年第3期
⑥费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时，认为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商品的下层市民可以通过"选择不买"等"游击"战术打破商家通过内部摆设或营销策略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种"想象性消费"在躲避、消解、冒犯乃至抵抗资本的支配权的同时会让人产生一种"报复的快感"。见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
⑦颜慧《电视剧〈刘老根〉：给城里人看的农村戏》，《文艺报》，2002年3月16日
⑧可参见王金玲、徐嗣荪《新生卖淫女构成、身心特征与行为之缘起--389名新生卖淫女性析》，《平等与发展》（性别与中国第二辑），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⑨Dorothy Kelley,《性别与修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⑩崔卫平《步入写作的恐惧》，《中国女性文化》（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