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作家也好，女诗人也好，因为沾了个女字，我往往会对作品中的性别意识留神。对作品中的女性心理描写格外在意。一打开江永女书，目录页上，黑体字一排一排，全是胡慈珠给唐宝珍书，义年华复高银先书，姊妹相邀结交书，对相交姐妹出嫁后的贺三朝书，江永女书中对姊妹情的反复咏叹，与传统文学文本中对女性之间对于姊妹情描写的缺位，形成的反差十分强烈、鲜明。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在长期的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友情，以及咏叹友情被视为正常情感，在正统文化中留下名篇无数。而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友情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以至于引起某些男性学者武断地认为女书属于女同性恋的情歌，似乎在正常的男女交往的情况下的女性不应当产生姊妹情。例如有一位女书研究者是这样评价女书的：
“江永县、道县的结拜姊妹与行客建立了一个与男性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女书就是这个女性社会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媒介。广州顺德、番禺等县也有一个自梳女的女性社会，张心泰《粤游小志》说："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尽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这些同盟姊妹又称自梳女。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山"。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如果说顺德、番禺的女性是靠了物质的建筑--姑婆屋来保卫一个与男性隔绝的女性社会，那么江永县、道县的女性则是靠了精神的创造--女书文字，来维系那个与男性社会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
①”
我在细读了大量的江永女书中的《三朝书》之后，最大的感受和思考倒不是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的问题。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为什么传统文本中不仅仅没有对于女性之间姊妹情义的描述，而且在民间流传的一些谚语中常常有这样一类警句：“女人堆里是非多”，“三个女人一台戏”。“天下歹毒妇人心”。提醒人民要避免人事纠葛和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一种省事的法子就是——千万不要往女人堆里钻。“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难道说女人真的没有雄才大略？真的缺乏博大胸怀，没有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偏偏女书中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对姊妹情的咏叹描写？那些咏叹和描写来的如此真诚深情，而传统文学的文本中所展示女性的情感世界中姊妹情描写为什么会缺位的？
传统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主要分为两大类：思妇和怨妇。大量的情感描写当然也就是思念情人（男性）抱怨情人（仍然是男性）追思亲人（以女性的口吻出现的也以追思男性为主体），传统社会认为女人难养，实际上也是对于女人等同小人（古意为：下人，仆人）。相当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当仆人的社会地位，与她们相处便出现了“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难养难处了。换成今天的话来表述，便是提醒正人君子们应当与依附着你没有独立人格的女子保持一定的距离。怨也好，思也罢，都是提醒男人——教育者、主宰命运者与你生活中的女人——被描写，被教育，被规范者保持距离，以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保持对女性的“美感”。这里“思妇”“怨妇”并非一个拥有独立社会地位人，而是按照文化创作主体意识的男人的立场被规范被表述的“女人”。
就在《红楼梦》大观园里，满园女子，个个诗书满腹，人人才华横溢，当她们结诗社，同题咏叹柳絮，菊花、海棠花的时候，你会深深为她们的才情所动。我们看看在红楼梦的第七十回大观园的小姊妹共同做柳絮词的描写：
史湘云见暮春柳絮飞舞，偶成小令。诗社就发起填词，每人各拈一小调，限时做好。宝玉没有写成，却兴起续完探春的半阕；宝钗嫌众人写的“过于丧败”，便翻案作得意之词。
史湘云
贾探春（上阙）贾宝玉（下阙）
林黛玉
薛宝琴
临 江 仙
薛宝钗
我们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将以上的文本当成上层社会女性生活的客观反映来解读，清代妇女文学写作热由此可以窥见一斑。甚至从诗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对于这些大家闺秀的才情也不得不惊喜和叹息。与传统文本中的女性诗词相比，《红楼梦》中假托女性作出来的诗词，论意境大大超出同期那些以写贞女烈妇为主的女性诗词。对于女性的才情，《红楼梦》给予了充分的赏识和肯定。
然而，在这个女性占了大多数的大观园里，女性群体是否产生姊妹情义呢？在林黛玉的《葬花词》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既是林黛玉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这一群大观园女子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为了邀宠，争得贾母的欢心，薛宝钗对林黛玉妒忌排斥；凤姐为了保住琏二奶奶身份和地位与尤二姐，尤三姐的明争暗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女性，无论长辈还是同龄人妯娌姊妹之间，几乎连相互怜悯都十分罕见，更不要谈姊妹情义了。
那么传统社会中女性姊妹情的缺失，是因为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还是社会性别决定。还是其他的因素对女性的扭曲和局限呢？
女书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启示：当女性成为文化的主体，文化的主人，当她们摆脱了人身依附性的时候，她们的笔端才会倾泻出女性对女性的深厚情谊，那是生生死死不分离，而不再是风刀霜剑严相逼。
“开开椟门高床上，妹没在楼好伤心，只算结交有宽日，谁知你身先别吾。正好成行共针做，才给乌天盖满云。
①”
“拆散桥桩有人架，拆散好恩没奈何，只说结交有长日，才给霜天日不长。
②” “没水开船损煞渡，没渡过河害杀人十分。
③”
在这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是心心相印的真情，女性与女性之间是桥与桩，船与水，恩与爱结与交不可分离，能够与风刀霜剑和满天乌云抗衡的——是姐妹共同做针线活的一针针一线线；……
在女书的相邀结交书中这样描写道：“河海湖南龙出洞，长戏撺珠透底明，取首诗书奉过世，我亦自知不比亭（情）；贵府贤闺女，聪明占开位（个）；说言声俱小（娇细），高山画眉形；梳头如水亮，行堂像观音，葫芦出折扇，贵凤我爱凭（）；……百香修于女，百花镶藕莲，雪豆木家子，藤长根亦深；围墙着根须，根深近千年。④”从一起势的江河湖海长龙戏珠开始，写到好比莲藕，好比千年古藤的根，这样描写女子相交的情义，真可谓海枯石烂不变心了。这在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由此可见并不是女性之间不能产生友谊和姊妹情义，而是在女性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的文化创造空间的情况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会出现一种十分狭隘的相互妒嫉猜疑的紧张关系。其实在“文革”时期，我们所亲身经历的知青生活中，当人身失去独立空间，仅仅留下对权势的依附时，人际关系都会急剧恶化，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甚至男性与男性之间比女性之间更加突出。男性与男性之间出卖朋友，相互揭发、陷害举报，如此等等，可以称得上“无毒不丈夫”，不择手段，人际关系陷于一种“恐怖”状态，男人之间同样没有情义和友谊可言。
有女书为证，那种认为友谊只存在于男性之间的观点，是一种性别屏蔽，是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造成的性别偏见。
时下，女性主义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同，由于男权文化的根深蒂固，往往将女性的正常与健康的文化现象反而当成了另类和异端了。我并不排除女书中有某些女子结交书有同性恋倾向，可是大多数的大量的对女性情义的描写和表述是在女书经典文本《贺三朝》书中。所谓“贺三朝”是对出嫁女在婆家三天后要接回娘家的一种仪式。这些精美的贺三书由出嫁女的女友送到夫家，摆放在堂前供人翻阅，唱和，既是女性之间情义的表达，也是出嫁女的才情、学识和人缘的展示。而前来观看阅读唱和的“读者群”“听众群”中，有出嫁女娘家的女人，也有婆家的女人，甚至也并不回避不识女字的男人。因为在贺三朝的仪式后，还有第二个仪式“吃三朝”，这便是出嫁女的婆家人请娘家人男人女人团聚在一起喝酒吃饭。其旨意当然是希望夫妻双方和和美美，天长地久了。既然《贺三朝》是一种女方的女友去男方贺喜的书信，即便抒发了姊妹情义，也不可轻易归类为同性恋的情歌。
其实在经典文学文本中男性之间的唱和应酬之作几乎比比皆是，比如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唐代诗人王勃供职长安时所作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王勃为他的好友杜少府离别长安到四川上任送行而作。又比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诗人王维送他的朋友元二出使边境安西所作。这样男性诗人为男性朋友送行的诗词，曾经成为千古绝唱为社会接纳并流行至今。从来就没有人将这一类诗词定位为男同性恋的情歌。而女性由于在几千年的文化史册上根本没有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无怪乎女性之间一旦出现相互惜别之诗词，便有人要惊呼女性同性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