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算起，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走过了两百年的里程。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凯迪·斯坦顿、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妇女解放的先驱人物，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一块沉睡了数千年的黑暗大陆。在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浪潮声中，女性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渐由边缘学术话语向中心话语转变。自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 （Sexual Politics）问世迄今，经过数十年筚路蓝缕的积累，女性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中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无论在批评实践还是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登堂入室，进入了高等学府，拥有了职业的学者群。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学拥有妇女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性质的中心或机构，每年均开设大量相关的研究课程等等，就是一个明证。
尽管文学批评界、理论界依然不乏对女性主义存疑甚或讥刺之论，尽管女性主义文论内部亦歧见林立，并有互相指责之词，但无可否认，女性主义在矫正当代文学批评及理论思维的诸多偏颇，引入新的文学研究维度--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将读者反应批评和性别视角结合起来，关注女性读者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进而探讨独特的女性审美的存在及其特征；扭转"新批评"割裂文本与社会联系的偏向，重新关注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自觉将文本解读与对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语言与符号的深层探究父权制意识形态形成与运作的机制，并釜底抽薪，尝试建立女性的符号、话语乃至"象征性秩序"等方面，均大大丰富了当代文论的建构，体现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与现实的权力政治密切相关的批评理论所特有的思想创造性。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文论的代表之一露丝·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的名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作为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利加莱的表述不无夸张之处，但她却准确地道出了包含女性主义文论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说在当今西方政治与文化生活领域中拥有的显赫地位。
一、性别与社会性别：文学研究新维度的凸显
女性主义文论的贡献首先体现为对传统文论中性别盲视的矫正。它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范畴，将之确立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并将之糅入了对文本、作者、读者与世界等文学构成的基本要素的研究之中，为文学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尺度的转换，乃至道德与审美价值本身的变化提供了某种现实的可能。
如果说社会历史学批评强调的是文学与历史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精神分析学批评认为文本是作家欲望复杂作用的产物、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指出文学功能的实现在于读者对作品的主动介入的话，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与理论思考则建基于对男性与女性、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等一系列概念与范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一样，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patriarchy）为中心的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传统之中。但男女两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造成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名言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因此，女性主义学说的宗旨便是针对"造就"了女人、同时也"造就"了男人的普遍而系统化的性别霸权的种种表现形式，力图揭示其背后潜藏着的父权机制及其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进入社会系统、学习语言、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都必然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要求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价值导向，并进入某种观念、价值与规范的网络当中。这种预设的网络的存在，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之视为天然合理的，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运作与人为色彩。女性主义学说就是要自觉地挑破这层貌似公允的纱幕，引入新的价值与意义，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性别与社会性别维度的凸显，使人们发现了经典文本、文学观念、文学现象、文学术语背后的菲勒斯中心霸权，发现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本中常常居于符号的功能地位，而女性的经验史、文化史与文学史被压制的真相，由此产生了发掘、梳理与重建妇女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强烈愿望。性别与社会性别终于成为女性主义文论的立足点和首要特色。女性依据自己的文化体验，发现了为以往的批评模式所未见或未能充分揭示出来的文学内涵，体验了作为阐释主体的自由感与新鲜活泼的创造力。在这方面，凯特·米利特针对D.H.劳伦斯、诺曼·梅勒、亨利·米勒等男性文学大师的文本所作的拆解性分析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性政治》不仅挣脱了对作者权威的膜拜，强调了女性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加入自己见解的权利，同时突破了20世纪中叶盛行的"新批评"封闭式的批评方法，将历史文化等要素引入文学研究，扩大并深化了"新批评"的视野，使文学作品成为映照女性历史与文化境遇的镜子，被公认为"妇女形象批评"的代表作。而她提出"性政治"概念由于强调了族群与族群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作用关系，不仅成为女性主义学说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也深刻启发了以种族政治为代表的文化身份研究、生态主义思想以及后殖民理论等后现代文化思潮，成为当今西方左翼文化理论中一个重要术语。
然而，仅仅对父权诗学进行抨击还远远不够。要塑造女性在文化与文学史上积极、正面的形象，不再仅仅作为"天使"、"女巫"、"祸水"、"悍妇"等抽象符号或"空洞能指"而存在，必须使女性转变为能够自我表达的创造主体；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它适用于对女性写作的文本作出解释。来自两方面的共同要求，促成了女性主义文论由"妇女形象批评"向"妇女中心批评"的转变，随后，又逐渐引发了包括"妇女批评学"（Gynocritics）、社会性别理论、文化身份批评、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在内的女性主义诗学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埃伦·莫尔斯、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等美国文论家对"文学妇女" 们、"她们自己的文学" 传统的研究，释放出妇女作为创造主体的意义，真正实现了女性由被捏塑的对象向文学创作与阐释主体的转变。埃莱娜·肖瓦尔特还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引入了女性文学研究，指出女性文学就是文学中的亚文化群体，这一亚文化首先来自一种为女性共享的、逐渐秘密化和边缘化了的生理经验。女性作家因其共同的性生活周期，相互同情与默契的情感，作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以及遭遇的法律和经济上的歧视等因素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有可能使她们在生理与心理的共同体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又非静态而一成不变的，女性文学亚文化由摹仿到抗议主流文化、再到与之分道扬镳、自我实现的过程，折射出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激荡下、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文学经验亦不断丰富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思潮反权威、去中心、消解宏大叙事的哲学视野中，埃莱娜·肖瓦尔特关于亚文化发展规律及女性亚文化的思想，深入影响了因种族、性爱倾向、信仰、经济及其他因素被推挤至社会边缘的亚文化群体的觉醒，对当代的文化身份政治理论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肖瓦尔特在将女性写作类比为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的同时，却又将女性写作自身视为恒定不变的封闭系统，忽视了这一亚文化内部种族、阶级、地域与性倾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使自身的女性主义研究流露出白人中产阶级异性爱的霸权倾向。正是出于对肖瓦尔特思维盲点的自觉，才有了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爱女性主义等少数者身份批评话语的崛起。80年代以后，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的启迪下，欧美各著名大学的人文科学与社会学领域"男性研究"亦方兴未艾，对男性及所谓男性特质作为特定知识文化与权力体制的产物的本质进行反思。90年代之后，男性研究更是大量吸取女性主义、同性爱、黑人与工人阶级研究之启迪而发展成多层面、跨科际的独立学术领域。
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维度进入理论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包括经典文本的重新评价、读者的性别身份对文本阅读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乃至术语的重新审视、文学史的刷新、性别诗学的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男女作家创作的比较研究等等。女性立场的介入使文本、文学现象与文学事件不断释放出新的意义，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景。当代文学创作领域，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女性写作均呈现出突出的繁荣态势。这一繁荣为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而女性主义文论的崛起，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文学观念上、研究领域中性别意识的彰显以及现实生活中女权精神的高扬，使女性文学创作有可能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女性主义文论这一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后也迅速本土化，加入到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多声部"合唱"之中，提供了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甚至语言文字的一重饶有新意的视角，并有力促成了90年代以来文坛诸多新现象、新热点的产生。
二、宏观与微观研究、审美追求与文化批判的统一
女性主义文论的又一贡献是在性别这一中心线索的统贯之下，博采众家之长，尝试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寻求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审美追求与文化批判性的统一。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特色。它避免消解使命感与理想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而坚持运用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与人的命运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批评胛幕婪椒ǎ谋臼幼鞣评账怪行囊馐缎翁幕坝锍∮颍钥咕苄缘脑亩磷颂胄醋餍问剑绫稹⑻蕹谋局幸哪行园匀ㄒ馐叮扒蠓此祭贰⒏脑煳幕⒔谜壑倒勰睢⒏纳粕缁嵘睿⒏】涤牒托车男员鹞幕目赡苄浴?/p>
通过对作家的社会-文化学透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打破了文学研究迷信权威、尊重作家意图的惯例，富于成效地展现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冲突会怎样凸显出一部作品的潜在涵义，高扬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堪称是一种"政治的诗学"。
从文论发展史看，女性主义冲破了20世纪中叶由"新批评"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狭隘而冰冷的科学主义研究传统，将被语义、符号、结构遮蔽的最可宝贵的人的主体性索回，重新高扬起文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旗帜。女性主义学者坚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有意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往复互动。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女性主义更以其崇尚意义与价值的执着的人本主义精神，部分地矫正了后现代主义极端主义地怀疑一切、对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与理性抱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在颠覆与反叛的同时又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实用主义态度。 女性主义文论几乎和后工业时代各种文化思潮同步崛起的背景，又使一些原本来自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阵营的女性学者，自觉将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理论与性别立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为女性主义政治与女性主义话语服务。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哲学话语发达的法国女性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其显著。"五月风暴"给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自1968年5月以来，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界限和藩篱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已被打破了。" 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露丝·伊利加莱"女性的表达"观点，将女性的文化表达与妇女特殊的生理周期、心理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血代墨"、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女性心理经验与人格意识的主张。她们多彩多姿的文本实践活动，身体力行地探索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带动着一大批作家，通过非线性、非逻辑的结构方式，流动不居的语言风格，第一人称或多种人称形式相互转换的叙述方式，隐喻、暗示、象征、戏拟等表达方法，创造出独异的文学风景，迫使人们打破固定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感受方式，在对这些新进的文学现象的适应过程中，逐渐实现文学标准的转变。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观，亦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使"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等成为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美英两国为主的批评家们曾经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心目中，理论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阵地。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为父权文化同化、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学术话语足以与男性理论话语抗衡、对话，并确定自己的理论阵地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与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各理论流派成果的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对以拉康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性阐释与运用，不仅使女性主义者令人信服地揭露出"象征性秩序"的人为性质，暴露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身份是由父权制文化一手炮制的真相，而且提供了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女亲情、恢复真实的女性身份的可能性；社会语言观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文化层面剖示话语背后的权力作用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与文化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 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玛丽·伊格尔顿，美国的盖尔·卢宾、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佳·查·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法国的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加莱、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等，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批评和理论家"卷入各种思想方法和批评技巧--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 ，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地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
当今文论建设中，性别视角日益实现了与其他批评视角的结合，成为众多文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参照。尤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全面进入后现代时期，女性主义在借鉴、吸纳了后现代文化思潮颠覆、反叛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以自身从性别角度进行的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文化的激进反叛，对男女二元对立等级关系乃至对人的本质主义认识的解构，为后现代文化思潮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以自身丰富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充实与映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有力地促进了诸多后现代文论分支的纵深发展。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符号学、社会学、解构主义等分析方法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与此同时，作为诉诸于情感的艺术形式的文学，亦可以成为揭示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促使妇女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帮助她们团结互助的重要手段。具有理想主义或者说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甚至在探索一种新的前景，以便为妇女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于这种种文学实践当中，并作为指导与影响这类新的文学样式的理论资源，呈现出可观的发展前景。 三、困境与启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
女性主义文论内部亦存在一些至今仍未解决的难题，包括坚持启蒙时代人道主义理想的女性主义学者与深受后现代文化熏陶、以解构颠覆为己任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矛盾，坚持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宗旨与兼顾多元文化身份的任务两者间的冲突，等等。而以上种种问题的症结，都可以归结为关于人的本质于及男性与女性本质理解上的分歧，即女性主义文论内部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 还有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是，虽然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以及对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是女性主义学术的重大贡献，但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对立的思维方式似乎又落入了女性主义竭力反对的二元对立框架。而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对立起来看待，是否又使性（sex）与身体（body）成为了不受历史文化建构影响的纯粹生物学现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显然与社会性别理论相悖；而若作肯定回答，则又陷入了本质主义。香港学者周华山在其著作《阅读性别》中谈及美国学者莫伊拉·盖腾斯（Moira Gatens）在其名作《对性与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批判》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盖腾斯指出：主流社会以至不少女性主义者，都误把性与社会性别二分，误把性与身体视作先于社会文化建构而存在的本质元素，犹如一张白纸任由社会文化塑造。其实，身体与性已经是文化概念，并不是先于社会性别而存在的，社会性别不是对客观先验存在的身体进行文化注释，而是身体与性本身就受到了社会的制约与影响，将性别与社会性别作二元对立，正如将自然与文化作二元对立同样危险。 由此看来，难以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立场中折衷的困境，是女性主义、同时也是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根本弱点。
此外，女性主义文论学术化与政治化两种倾向之间关系的处理问题也不容忽视。澳大利亚学者K.K.鲁思文倾向于将女性主义文论看作是与当代其他众多文学研究流派一样的一支，主张对其进行公允的学术研究，而陶丽·莫依则坚持"女权主义批评方法的中心原则之一是叙述的非中性" 化的看法。美英学派的文本批评与法国学派不食人间烟火的深奥理论之间的分歧，以及美英学派内部"戏谑的多元论"与"限定性批评"之争等等，都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女性主义理解侧重点的不同与策略考虑上的差异，使不同身份与背景的学者分别站到了不同的阵营之内。上述种种问题，不仅为女性主义文论所独有，也是其他诸多文学批评理论流派，诸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共同面临的困境。而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学者们的艰辛探索，相信也能为其他批评与理论流派提供正面的经验或负面的警示。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文论将性别与社会性别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打破了将男性的眼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标尺的神话，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女性主义文论也深深地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格局，以多重角度的批评方法和充满活力的特征，拓展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疆界，赋予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性质和创新意识，并促使文学批评和理论家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本质。正如美国解构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尽管它"常常被一些自负的批评史家和批评理论视而不见"，但"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它以执着的使命感，为崇尚虚无的后现代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当然，在后现代文化反本质主义、解构权威、反对宏大叙事的价值立场的冲击下，女性主义文论内部的简单化倾向、白人异性恋的霸权主义话语缺陷等等确实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但这一切的一切，并不就是否定女性主义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如何吸纳后现代文化之精髓以为我所用，坚持以性别诗学的特色回馈社会，将是新世纪女性主义文论包括整个女性主义话语面临的重大考验。展望新世纪，我们相信女性主义文论还将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界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并以改造人类文化的价值追求，深刻影响社会的两性观念，促使人们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拥有更加和谐、健康与宽容的性别关系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