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促进社会朝向公正、公平的政治文明发展。正因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阶段理清概念，明确研究思路是必要的。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平等，是男女均求得各自发展的保证和前提。这样一来，便存在男女平等是以什么标准来作为平等的价值取向，即男女平等标准的问题；男女平等的衡量标准还有一个误区便是见物不见人，对于男女的平等与否只用一个标准便是计酬？ 同时，妇女研究领域中的西化趋势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问题在妇女研究领域中比较突出，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过于浮躁，急于出成果，与国际妇女研究接轨，对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本土新出现的而且是属于大面积社会底层人群的问题视而不见，而对于这些人群的调查研究，恰恰又是我们一些妇女研究专家的“盲区”或“盲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妇女理论工作者在对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研讨时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男女平等、发展、基本国策。

【作者简介】

骆晓戈，女，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作家。邮编，410008,通讯地址：长沙市上大垅东风一村市政协宿舍；联系电话，0731-4515346,6660346,电子邮箱：luoxiaoge@hotmail.com.

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促进社会朝向公正、公平的政治文明发展，正因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阶段理清概念，明确研究思路是必要的。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我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则问题：

一、男女平等是不是等于男女都一样？是男的要和女的一样，还是女的应该和男的一样？男女平等是以什么来作为平等的价值取向，即男女平等标准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媒体女性形象多了，以女性为对象的商品广告多了，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看看大众传媒对于女性的社会定位大多数仍然是男性的声音，例如对于男女的社会性别定位，女性总是被动的，温柔的，忍让的，甚至在当代的传媒中还有不辱贞洁的“烈女”，卖身救母的“义女”，这一类女性形象宣传，不仅不能作为女性地位高的标志，恰恰证实了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死灰复燃，陈旧落后的价值观仍然在起作用。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在我国的妇女解放史上也出现了另一种以男性标准替代和包办妇女解放的标准，例如在文革时期出现的“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铁姑娘战斗队等等，片面地认为男女平等就是女人和男人干一样的活，男人挑了100斤，女人决不能只挑99斤。这种男女平等忽视了男女发展各自不同的需求和差异，用男性的发展标准来规范女性，也有人称那样一个时代出现了“无性别时代”。这大概也不是我们追求男女平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              男女平等的衡量标准还有一个误区便是见物不见人，对于男女的平等与否只用一个标准便是计酬。女人挣钱多了，就是地位高。我们不否认对于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劳动的计酬是体现和衡量一个人的劳动和贡献的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指标。例如现在有人说，现在农村的妇女地位高，谁家的女孩子漂亮，谁家的房子漂亮。这样的衡量标准下掩盖着将女性物质化和商品化趋向。同时也掩盖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于妇女所从事的大量的日常的未计酬的家务劳动得不到社会甚至家人的尊重。目前年青母亲不愿意承担母亲抚养儿女的责任和义务，城乡出现由祖父母抚养“留守孩”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仅仅是女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值得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反思的问题。

婚姻和家庭，在中国既是一种无法以计酬表现的人文价值，同时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有着远远超乎爱情的含义，和西方游牧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从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了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古代的先贤者早已将“齐家”与治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所谓“齐”与“治”并列使用，齐家便有了治家，使（家）整齐完备的意思。在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中，就有“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至理名言。可见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方面看，一个人一旦成家，他或她，从婚姻关系的一开始，便承担起家族和家业薪火相传的责任，还由此承担国家安定繁荣的义务。据统计，宋代的大家族人口高达数百人以至上千人，族中的男性读书做官或者经商理财或耕田运输，而女主人要统领全族妇女经营管理家中的纺织、炊饮，相夫教子（家庭教育）、保健、养老扶幼等等许多相当今天我们社会分工的第三产业的工作。

有一位西方的诗人说“只有流浪在路途的人，才会天天把爱情歌唱。”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久远的农耕定居历史的中华民族，生存环境决定我们一旦成家，肩上扛着的就不仅仅是你与另一个人在人生旅途的爱情。而是你与你的家人还有你爱人与她的亲戚家人。还有你家和他家几亩地，几间屋，地里的庄稼，几头牛，还有门前的水塘屋后的山，你的她的邻居好友。由此也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尽管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人均资源的限制，人口密度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例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等，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来管，而我们通常都要由构成家庭的男女承担这一份社会责任。这种生存环境决定男女成家之后必然担负齐家兴国的重担，这其间既有硬性的可以也便于量化的计酬劳动，也有大量的是无法量化的不计酬劳动。

在婚姻问题上我们仍然得看到东西方观念的激烈冲突，在传统中国，婚礼是礼节中最大的礼。和传统西方观念不一样，传统中国将婚姻看成是爱情的开始，而不是爱情的坟墓；是家族增添新的细胞，而不是从此告别家庭。从婚礼开始，从今往后，他们不仅仅要学会互相关爱，还要爱自己的孩子，爱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亲戚，爱双方的老人，这样的爱当然早已超乎男女之情爱了。不可否认的这种为了婚姻承诺和社会责任所做出的牺牲，或者说是一种“性压抑”，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底层妇女来说，摆在第一位的是求生存，求发展。而不是性。

三、              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急于与国际妇女研究接轨，对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本土新出现的男女平等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忽略目前还处于大面积的弱势人群中男女平等问题的研究。

妇女研究领域中的西化趋势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问题在妇女研究领域中比较突出，应当说，中国妇女的解放和平等，有着自身特定生存环境。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妇女伴随着中国的革命运动而得到解放。由于私有制被废除，是一次彻底的社会改造，使得中国的宗法社会和父权制得到摧毁或破坏。在目前看来，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在那一段时期内，无论男女，无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处在一种缺乏个性的，准军事化的，集体的由组织领导的体制化的生活空间。这种状态仅仅延续到70年代末，而现在的私有制在权贵与市场经济的联手下，私欲膨胀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猛烈和迅速。自然而然，私欲成了父权制与中国妇女问题卷土重来的第二次契机。它引发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使得中国妇女问题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了。不仅仅是性别问题了，而且也不是单靠女权运动和女学者的性别研究能够回答，当代中国的妇女问题既与众多的问题相关联，同时也有众多的社会资源可以调动。例如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贫富差距，三农问题；又如对于中国传统的重新定位和研究，例如传统文化中女权资源、中国民间社会如何形成等等，也可以说有可能将这些研究领域引入性别视角，成为女性研究的社会资源。而不仅仅是单一性别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我国高层决策者如何评价我国两性地位的状况？据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题为《两百高层决策者受问“男女平等”》一文指出：最近全国妇联对两百名高层官员的调查，三组被调查对象涉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全国妇联等五个部门的242位决策者，其中，副部级以上9人、正局级87人、副局级146人。被调查者中，男女两性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半数以上的男性官员认为近10年我国性别平等发展的状况在国际上的排位是“上升”，女性官员持此观点的不到三分之一；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部分决策者不能从“基本国策”的高度认识男女平等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妇联之外的四个机构中，只有不到45％的人能够认识到两性平等的国策地位，其他人选择了男女平等是“一项重要举措”或“一项公共政策”。事实上，1995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明确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结果说明，虽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已近10年，但仍有一部分高层决策者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性别和不同机构的人具有明显差异。比如在接受调查的50个全国妇联局级干部中，98％认为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明显高于其他部委。再如，女性官员里认为近10年间女性地位下降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男性，达到42.4％。这是因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从性别来看有差异，从部门来看也有差异，倡导性别平等一定要和部门工作结合起来。

在女农民工进城的大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他们大多生长于离异“半边户”或者是祖父母的家庭中，我们往往称他们是“冷漠的一代”，他们的冷漠心理必然给他们的人生造成心理障碍。还有农民工的常年流动打工与他们的性别问题、家庭问题，这些大面积的问题人群而恰恰又是我们一些妇女研究专家的“盲区”或“盲点”。我们有些专家研究中国白领阶层的性压抑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即便存在，也是占人口比例十分小的问题。我们应当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土的社会低层妇女状况和如何帮助她们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问题上。而在这一方面妇联组织的确有着她的优势和活力。如何将妇联与高校的女性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妇女研究更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正如西方的女性学建立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土壤之中，我们本土的妇女学学科建设，首先是面对如何回答和研究市场经济下本土女性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它关系到一门新型学科究竟如何扎根，如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如何建立于本土社会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从假定到假定，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我们无法得知这样的一门学科究竟对于实践有多大的指导意义，这样的理论究竟能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甚至这种理论是否科学都值得质疑。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

a)                在提倡的实行男女平等时，应当注重两性视角，着眼于男女都有平等发展的空间和权利。提倡和尊重多元价值取向，而不要单一以男性为中心或者以男性标准为妇女发展的标准。

b)                既重视男女的经济物质生产领域的平等，同时重视男女两性在抚养后代瞻养老人操持家务等非计酬领域的平等。注重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于传统美德的弘扬。

c)                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极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致使基层劳动妇女的状况成为研究的盲区。学习西方妇女运动的理论，目的在于“拿来主义”，只有对于本土的历史的现代的妇女状况深入的研究调查，才真正弄明白该拿来什么，拿来之后怎样推陈出新？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于本土妇女问题的多学科研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