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就女性文学创作这一范畴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例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来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若干种各有侧重的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并不一定需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但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充分认识和肯定研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尽管就个体研究者来说，完全可以有所专攻，但从整体研究格局来讲，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的女性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的审美创造等方面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这样的演变轨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于对毛泽东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之后发生变化，近期不少学人开始从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内部的阶级、种族等种种差异出发，对女性主义写作/批评的意义提出质疑。那么，如何"既不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注目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脉络上有关阶级的理论与性别理论有效地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去更为系统、深入地发现和认识中国历史上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对其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否则，如果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就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总之，只有认真做好理论资源的清理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基础理论方面的建设。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女性主义观点解构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建设性意义。然而，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任何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或许确实是一种最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率否定运用其他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整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应当是女性文学研究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问题自身极其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创造中前进、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