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恐慌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心理上甚至在经济上，医生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受人尊敬的职业。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也往往有着一种比较好的心理感受。

　　但这一切突然间变了。

　　时间是公元2002年的12月17日至今。

　　地点是从广东省到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北京。

　　起因是一种叫做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的变异体引起的一种可怕的病，它有传染性，而且尤其讨厌的是它会使很多的医护人员感染，然后这种病再由医务人员传播下去，使更多的人倒下；这种病会死人，其实SARS的真正含义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即serious acute respiration syndrome），患者在初期经历了类似普通感冒的症状之后，会出现一些类于肺炎的临床表现，严重的患者会因急性的肺间质化而引起纤维样变，继而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在X光片上，严重的病例肺部几乎全部呈白色，尸检时肺部变得很脆，全然没有了肺组织那种柔软的感觉。因此，这一疾病在早期的时候被称为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s） ，而非典，作为新世纪的新生词随着SARS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播散迅速流行于街头巷尾及各种信息渠道。

　　于是，医生，尤其是与非典接触过的医生、护士、护工，甚至从医院里出来的人，都成了众人躲避的对象。

　　而有良知的前者，也自觉地与众人保持着距离。

　　4月26日，广州市政协十届一次常委会召开的当天，在广州市第十二医院工作的市政协委员王兵给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发来了一封急信："今天我科一位术后第五天的骨折患者，昨晚突发高烧，白细胞下降，很有可能怀疑是非典，病人已被隔离。因我接触过该病人，为保险起见，我今天就不参加政协常委会了，免得把这种可能性带给大家。"

　　在不少人的意识中，"隔离"是一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词汇，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姓隔离、种族隔离以及其他形式的人群隔离制度。 　　但是今天，面对SARS的横行无忌，隔离是必需的、必要的。

　　4月末，北京开始隔离了一部分医院、学校、民居，有病人的、接触过病人的、防止人染病的地方都被隔离了。

　　被隔离的地方有着戴着大口罩的武警，这是看得见的隔离。

　　有看不见的隔离，在心里。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窝在家里，能不出来就不出来；遇到生人的时候，屏住呼吸；遇到熟人的时候，远远地打着招呼；进入电梯、商场、菜场乃至食堂，戴上口罩。最可笑的是我居然看见一个男子，开着车、关着车窗，但是戴着口罩——这种行为，不是防非典，只是心理安慰。

　　许多家庭，假日亲友的聚会取消了；许多朋友的约会，延期了；我看见过云大校友会取消的通知，就贴在食堂的门口，可能不光是这一起，从酒巴、餐馆、电影院等等的公共场所的门前冷落可以知道有多少类似的活动停了——没什么，许多国际性的活动都无限期的推迟了呢，研究生的复试都延期了呢，一顿饭，算什么？

　　网上有一幅照片，人大的门前，被隔开的两个年轻人女的门里男的门外正通过铁栅栏对望。

　　网上还有照片，是一对约会的情侣也戴着大口罩。

　　有人调侃，谈恋爱戴着口罩可怎么接吻呢？——非常时期，这项活动，也免了吧！

　　仿佛一夜之间，SARS遮住了满天阳光。

　　其实，实行隔离的不仅仅是北京。

　　这里有资料为证：

　　沈阳：疫区 人员入住指定宾馆；

　　海南：严格控制外出旅游考察；

　　哈尔滨：疫区人员进入需隔离两周；

　　武汉：四疫区来(回)汉者一律隔离；

　　上海：来沪人员需观察两周；

　　杭州：广交会回杭人员全部体检。

　　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以及美国纽约、新加坡、澳大利亚、挪威等地也纷纷采取种种强制举措对非典接触者或来自非典地区的人群实施隔离。 　　人们，因为疾病而隔离，因为隔离而恐慌。

　　在新浪网进行的"非典在国内的蔓延情况令您感到恐慌吗？"的专题调查中，截止到5月初，共有26643人参加投票，认为"没必要恐慌，但不能大意"的占了47.27%；认为"有点紧张，感到压抑"的占了37.98%；表示"非常害怕，感到难以控制"的占了8.93%，认为"对我正常生活没任何影响"的占5.83%。

　　只有5.83%的人说，他们能够正常地生活。

　　这也只是说明他们的心态够好而已。

　　当你想见的朋友不敢见你，当你想去的地方被隔离，当你想买的东西没有货，当你想逛的地方不开门，每天在你上班的地方、吃饭的地方、睡眠的地方都充斥着各种消毒水的味道。请问，这是正常的生活吗？

　　面对非典，恐慌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专家说，作为21世纪初人类遭遇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害，人们最初心理紧张是正常的，而且从心理学上讲，对突发事件暂时处于适应性应激状态对人的健康是有促进作用的，可加强人们对"非典"的防范意识。

　　作家 说，恐惧是正常的，但是每个人恐惧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你究竟恐慌的是什么？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恐慌不已。

　　我们为什么恐慌？

　　看了报道，一位台湾的患者，仅仅是怀疑自己得了非典，便纵身从高楼上跳了下来。 　　最初我以为又是记者的八卦新闻，没想到却是真实的事情。

　　忍受不了恐慌的煎熬，而放弃了对生命的争取的人，他害怕的肯定不应该是疾病，而是恐慌本身。

　　在《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瘟疫使者在赶往巴格达的途中，与一队商旅相遇，商旅队的首领好奇地问："你这么匆忙赶路，究竟要往哪里去？"瘟疫使者回答："我要往巴格达取五千条人命。"

　　几天之后，瘟疫使者与先前那队商旅相遇，该名商旅队首领嚷道："你扯谎，你何止取了五千条性命，是五万条才对！"

　　"没有呀，"瘟疫使者坚持说，"我只取五千条性命。其余的是恐惧使者取去的。"

　　面对现实，我们可以引用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励美国人民的士气的话来激励自己："除了惧怕本身，应当一无所惧。"

　　历史与教训

　　现在让大家手忙脚乱的这个病叫SARS也好，或是被认为不够科学的非典也罢，这是一场瘟疫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上，人类遭受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袭击由来已久。古代称传染病为疫、疠、疫疠、瘟疫、温病、伤寒等。

　　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就有过卦辞卜问殷王是否染上疫病？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延。 　　《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

　　《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疠疾，气不和之疾"，是说气候的异常是疫病发生的前提。

　　《后汉书·顺帝纪》说："上干天和，疫疠为灾"。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内经》中也有多处有关疫病的描写。 　　《素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

　　而且还推论出疫病的发生与流行与天时、气候等密切相关：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方其初之主气，本厥阴风木也，而少阳相火客气加之，则往岁卯酉少阴在泉，终之主气本太阳寒水，而客气乃少阴君火，今之客气又少阳相火，故地气迁，气乃大温，草木早荣，民病乃为疠，为温病，为身热，为头痛，为呕吐，为肌腠疮疡也。"

　　《内经》的成书年代虽然众说纷纭，但大致在秦汉之间，而书中所载的瘟疫亦当发生于成书之前，即公元前后了。 　　中国的历史上，每随一次大的灾荒、动乱，就会伴随着一次大的瘟疫爆发。比较集中的是两个时期。一是西汉至东汉末期（公元1-3世纪）；另一次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

　　大家对著名的赤壁之战都不会陌生，但根据流行病学者的考证，让"强虏灰飞烟灭"的，不光是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公瑾，而是有"战争瘟疫"之称的斑疹伤寒。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正是东汉末年的那场瘟疫，使得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而成就了周瑜之名。面对战争、疫病带来的惨状，使曹操悲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魏文帝曹丕也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其灾"。又说："疾疫多起，士人凋落"。

　　公元45年天花随着出征作战的伏波将军被带到中原 ，被称为"虏疮"。两百多年后，天花的致病特点及症状被葛洪载入《肘后救卒方》中，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天花夺去了无数儿童的生命，甚至皇族显贵也无能幸免。

　　南宋末期至元，南北交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每次大的战役之后都有不少人死于瘟疫。著名的医者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这样记载天兴元年（1232年）古都开封的一次灾难："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在史书中则详细记载了死亡的人数："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上》）。

　　据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明史》载，仅从永乐六年（1648）至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瘟疫十九次之多，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瘟疫，每每疫情都伴随灾荒而来。如《苏州府志》载"乾隆二十年乙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

　　明清的瘟疫频繁爆发，其状之惨，师道南有一首《鼠死行》，令人读之恻然：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其实，不仅在中国，也不仅在古代，人类对传染性疾病有着太多的无奈。

　　2400多年前的雅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的不少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恶臭的气味，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 　　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就已经记述了类似流感的疾病。

　　公元6世纪，历史上首次鼠疫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流行期间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公元14世纪，黑死病即鼠疫第二次大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一个月后竟达8000人。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才随之平息；

　　1510年，英国发生第一次流行性感冒；

　　1580年，文献中出现了对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详尽描述；

　　17和18世纪，天花流行，约1/10的儿童因天花夭折；

　　1675年和1733年，出现过流行性感冒的大流行；

　　1742年-1743年，流行性感冒涉及90%的东欧人；

　　1889年-1894年， "俄罗斯流感" 席卷西欧，发病范围广泛，死亡率很高；

　　19世纪末(1894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导致了全球已知的最严重伤亡——全世界死亡人数2000万至500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

　　1919-1922年：在东欧、俄罗斯，三千多万人得斑疹伤寒，死亡三十多万；

　　1957-1958年："亚洲流感"（H2N2）导致280万人死亡，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共有7万人因此死亡；

　　1968-1969年："香港流感"A（H3N2）流行，各年龄组均易感染，死亡率升高，65岁以上老年人尤为显著。在具有高危因素(如心肺疾病)的人群中也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美国103万人发病，死亡3.4万人，迄今为止全世界超过1万多人死于这种病毒；

　　1977年11月至1978年1月"俄罗斯流感"在苏联流行，1978年1月，美国在校学生及征募的新兵中爆发流行，至1978年冬，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现感染流行；

　　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先报道了5例艾滋病病例，他们都是同性恋者，随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陆续发现了类似症状的病人，后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开来。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AIDS)的英文简称。艾滋病病毒终生传染，它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 　　1999-2002夏季，由蚊子传播的"西尼罗河"病毒 在美国夺去了几十人的生命，100多人受到感染；

　　2000年10月14日，在乌北部的古卢地区突发埃博拉病，目前有51人被感染，其中31人已经死亡。这种病由埃博拉病毒通过身体接触传染。感染病毒的人出现高烧，肌肉剧烈疼痛，鼻腔、口腔和肛门出血等症状，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每年造成25-50万人死亡，死亡率达8-10%。

　　科学家指出，冠状病毒和鼻病毒被公认为是引起一般感冒的主因，在约40年前首次发现冠状病毒后，就发解到其对人类的感染最主要就是上呼吸道，大约有15%到30%的感冒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被它感染的成人主要是流鼻涕、全身倦怠且很少有发烧现象，也很少涉及下呼吸道的感染，病程顶多一周就自动痊愈。

　　这次的罪魁祸首SARS病毒就是冠状病毒的变种，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在香港医治的"非典"病人体内，最少存在3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变种，而且冠状病毒可以在不到2周内因基因突变而产生另一种变种。

　　人类的这个对手变化多端太过狡猾，犹如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煜明介绍说，这是因为冠状病毒属于RNA（核糖核酸）病毒，是以RNA复制病毒的遗传信息，而非通过DNA（去氧核糖核酸），与DNA病毒比较，其复制时出现的错误率较高，大约每复制1万个碱基就会出现一个错误，因而导致其基因突变率极高。这种病毒在6个月的进化过程，已经相当于经过数万年的进化。

　　然而，面对SARS的挑战，是我们的灾难，也是我们的机遇。

　　任何事情都有其双重性，危机给我们带来病痛、死亡、损失、恐慌，但我们可以通过解决危机而获得进步。人类几千年来，曾碰到了无数危机，也正是通过处理这些危机才成就了人类今天的文明。

　　机遇与挑战

　　战乱、瘟疫流行，由灾难而刺激医学乃至文明的发展，这是人类面临的难得的机遇与挑战。

　　东汉末年，一场大的瘟疫给中华民族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医圣。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这是中国的医圣、方书之祖张仲景在其名著《伤寒杂病论》中的序言。

　　医药的发明就是因为有病痛才产生的，在张仲景《伤寒论》序中记载了其家族在瘟疫中的不幸，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对这一历史作了旁注："汉建宁 二年，太岁在酉，疫气流行，死者甚众，……东过南阳，从西市门入，见患疫疠颇多。"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 的灾难性背景，张仲景才有动力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就一代医圣之伟业。

　　金元时期，战祸频仍、疫情不断，尤其是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各政治力量拉锯式地占领，使得百姓苦不堪言。贞祐元年（1213年）"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金史·列传·后妃传》）——这是从一个贵族女性的视角看待的灾难。 　　这种情况给当时的医生大量的临床实践机会，"古方新病不相能"的社会现实也为他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困扰，逼迫他们根据各自的临床体会去创立不同于古方的新方新法，并在大量的临证实践中检验之，而验证的结果，又会使他们各执己见，相互争鸣，从而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众多的特殊时期，即在医学史上著名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同样，明清时期在中国的南方频频发生的瘟疫，催生了一个新的学派——温病学派，涌现出一大批名医。

　　据《吴江县志》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地瘟疫流行，有时"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正是这样的灾难，使医家警醒，"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瘟疫论·序》）愤而弃古法，创新方。

　　吴有性，《瘟疫论》的作者，第一个提出"戾气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传染病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大量治疗温病的医学案例，他提出了温病发展的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薛雪，著《湿热条辨》，是对湿热病进行专篇论述的第一人；

　　吴塘的《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使得温病学说更为完整和系统……

　　自此，温病与伤寒共同成为诊疗外感热病尤其是传染病的一门学科，使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更加充实完整。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性的社会现实，反而成为刺激中国医学获得飞跃性发展的因素之一。

　　与一般疾病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必然关系到整个社会，上至朝廷，下至黎庶，在历次的瘟疫中，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都在灾难中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辉。

　　以国家的方式进行救助的有：

　　宋、元——有国家设立的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

　　明——国家沿续了惠民药局的制度；

　　清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

　　道光元年（1821）大疫，宣宗"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着有关部门"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

　　以地方官吏名义赈济的：

　　清以来，官办药局名实俱亡，唯德清一县仍存药局，但是以官员的个人薪资买药助人的，"不碍官钱"；

　　康熙四十八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

　　更有个人的义举：

　　康熙三十四年，上元江宁大疫，杜宁"立医社，施丸散，乡人赖以存活"；

　　乾隆戊辰年大疫，平湖庠生戈朝芋因精歧黄术"倾囊制药以施，全活无算"；

　　乾隆五十一年春，无锡大疫"贫者枕藉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磬"；

　　乾隆年间松江大疫，医生严各清"活人无算，路远及贫者，不能延请，因究岁运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医用其法者，亦无不效"。

　　人，在疾病面前，或许有那么一会儿的失措，一会儿的恐慌，一会儿的无奈，一会儿的悲伤…… 　　但是胜利的，最终还将是人类。

　　随着显微镜发明和病原微生物的发展，人类结束了认识与防治传染病的经验时期。

　　1877年首先发现了炭疽杆菌，1897年首次发现了口蹄疫病毒，1898年发现支原体，1907年发现衣原体，1910年发现立克次体，1915年发现螺旋体以及真菌。病原体的发现，推动了免疫学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大家提及传染病就会想起其克星疫苗，想起世界上第一个种牛痘的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

　　但实际上，现代免疫学的真正先驱是我国的人痘接种术。

　　人痘接种术就是我国人民在同天花的斗争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大约起于十六世纪，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从民间到皇家都用这种方法来预防天花，"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康熙《庭调格训》）

　　人痘接种术还流传到了朝鲜、土耳其、英国等地，为世界人民带来了福音，为人类最终战胜天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病魔的斗争史。进入20世纪以来，化学药物与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传染病，而新的药物又不断合成与发现，开创了治疗传染病的新纪元。随着医学事业发展，消毒剂、杀虫剂、灭鼠药、各种生物制品的研制发明日新月异，使传染病的预防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控制与消灭传染病的预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控制与消灭传染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师道南在他的绝唱中呼唤的那样，人类也渴望并正凭借科学的力量"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治疗与预防

　　SARS病人主要表现为肺部及肠胃的症状，西医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支持治疗和对症治疗，在急症重症时予以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

　　比较香港、北京与广东三地SARS病人的死亡率，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香港的死亡率接近7%为最高，北京次之，而广东省最低只有百分之三点几 。

　　有专家解释说是因为加拿大与香港的病毒毒性较其他地方强的缘故。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与治疗方法与思路有关，尤其是最新报道说香港有几例患者复发，被专家估计与早期大量的类固醇的使用有关，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与注意。

　　香港的医院普遍采用的"利巴韦林(Ribavirin，又称三氮唑核)加上类固醇"的治疗方案曾遭国际医学界的质疑，但临床上仍被广泛使用。发病初期，往往是用普通的抗菌素，如果普通的抗生素无效时，就会采用利巴韦林，当出现肺部受损的症状时，就会开始使用大剂量的类固醇以对抗肺的纤维化。病人的肺部已遭严重败坏，甚至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时会进行人工插管，更为严重的病例则会尝试用一些血清治疗或注射免疫球蛋白、干扰素等等。

　　而广东省中医院从1月7日起收治32名非典型肺炎病人，院方即邀请北京、长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全国名老中医和广州呼吸研究所的西医进行会诊，确定了该病的临床诊疗常规，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平均退烧时间为5天，平均住院时间10天，发生呼吸衰竭需要上呼吸机仅1例。由于在康复期采用参汤补气扶正，病人康复很快，效果明显优于单纯使用西医治疗。

　　当北京的疫情日益严重之后，为指导群众预防和医生有效治疗"非典型肺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也分别针对全国和北京地区的特点，公布了专家协作组制订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

　　方案申明：非典型肺炎属于中医"热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毒时邪，病位在肺。

　　其基本病机特点为：热毒痰瘀，壅阻肺络，热盛邪实，湿邪内蕴，耗气伤阴，甚则出现气急喘脱的危象。

　　早期：早期患者以热毒袭肺、湿遏热阻为病机特征。属热毒袭肺证者，宜清热宣肺，疏表通络，可选用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加减；属湿热阻遏证者，宜宣化湿热，透邪外达，可选用三仁汤合升降散加减，如湿重热轻，亦可选用霍朴夏苓汤；属表寒里热夹湿证者，宜解表清里，宣肺化湿，可选用麻杏石甘汤合升降散加减。

　　中期：中期患者以疫毒侵肺，表里热炽，湿热蕴毒，邪阻少阳，疫毒炽盛，充斥表里为病机特征。属疫毒侵肺、表里热炽证者，宜清热解毒、泻肺降逆，可选用清肺解毒汤；属湿热蕴毒证者，宜化湿辟秽、清热解毒，可选用甘露消毒丹加减；属湿热郁阻少阳证者，宜清泄少阳、分清湿热，可选用蒿芩清胆汤加减；属热毒炽盛证者，宜清热凉血、泻火解毒，可选用清瘟败毒加减。

　　极期：极期患者以热毒壅盛，邪盛正虚，气阴两伤，内闭外脱为病机特征。属痰湿瘀毒、壅阻肺络证者，宜益气解毒、化痰利湿、凉血通络，可选用活血泻肺汤；属湿热壅肺、气阴两伤证者，宜清热利湿、补气养阴，可选用益肺化浊汤；属邪盛正虚、内闭喘脱证者，宜益气固脱、通闭开窍，可选用参附汤加减。

　　恢复期：恢复期患者以气阴两伤，肺脾两虚，湿热瘀毒未尽为病机特征。属气阴两伤、余邪未尽证者，宜益气养阴、化湿通络，可选用李氏清暑益气汤加减；属肺脾两虚证者，宜益气健脾，可选用参苓白术散合葛根芩连汤加减。

　　这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发布的治疗疫病处方，其他还有不少个人及医疗研究机构也纷纷为击败非典献计献策。

　　除了治疗，中医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也值得人们参考：

　　保持人体正气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所在，可以概括为：顺四时、调七情、节饮食。

　　爱清洁、讲卫生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明朝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天行时疫传染，凡感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甄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清朝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论》中指出："避之之法，庭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净，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药物预防 早在《内经》中就已经提出药物预防时疫，如《素问·刺法论》："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炼白砂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下。服十粒，无疫干也"。明吴又可的《瘟疫论》："凡遇天行时期，须迟出早入，房中常烧苍术，鼻孔唇吻涂雄黄末。口中嚼大蒜最良"。"闻邻里染疫，宜用贯众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避瘟不染。"

　　重视隔离 早在《素问·刺法论》中就提出："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指鼻道，意即避免呼吸道接触毒气）。《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多疫疾。旧制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

　　还有一些措施更具有文化内涵，如正月初一饮的屠苏酒，就是将乌头、桂心、蜀椒、大黄、白术、桔梗、菝葜等置酒中煎数沸，将药渣还置井中起到消毒作用，诗人王冕就有"千门万户庆屠苏"的诗句；而端午悬艾，调雄黄酒，以防五毒瘟疫的习俗，曾让蛇精变化的白娘子原形毕露吓死许仙，留下一段"盗仙草"的佳话。

　　理解与信任 　　狼已经来了。

　　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人口越来越多，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现状，使得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因而给公共卫生带来严重的挑战；大城市中人口拥挤和环境污染等现象也使对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更为严峻的是，由于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可能还会带来各种连锁反应，比如心理、文化、经济、信任等等问题。

　　我们如何去面对？

　　战胜疾病、克服恐慌、理解隔离、宽容误解、拒绝歧视、奉献爱心……

　　国家疾病预防中心的曾光教授表示，对任何传染病疫情，只要掌握流行规律、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原因不明，不具备特异性的预防、诊断、治疗措施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其流行，大幅度地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 　　从心理的角度，灾难更可以激发我国人民的凝聚力、同情心，培养国人的科学素养、公德意识，锻炼国人的意志力和沉稳心态；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有必要重新强调集体观念和合作意识，公共安全永远高于个人权利。

　　只要人们能团结起来守望互助，相互理解，彼此信任，SARS的乌云终究会散，"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之后，天空将更加蔚蓝，阳光会更加灿烂。

　　200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