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关系中的人性尺度

　　仅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场境中的张爱玲为例，就足以表明：传统文化境遇中的性别关系，往往以女性对"男权"的绝对仰视为常态，从而因了这仰望，女性被一些外在的东西箝制着下巴，因此她们作为人类性别关系中的一方，原本具有的生命活力一点一滴地被男权文化传统的怪魔吞噬了。起点的不平等自然导致了文化政治较量中的女性生命败局先天铸就。

　　一方面，文学女人张爱玲自己的人生便是让人扼腕叹息的准文本，她同胡兰成的荒凉恋情，兴许正是对年少时缺损的父亲幻像填充，因而在这桩恋爱中无以逃遁的女性依附，几乎耗空了张爱玲全部的情感。尽管后来与胡兰成断然决裂，但她终生尴尬、孤独的传奇人生又证实那不过是她对人类性别关系中人性尺度向往而难有所得，便只好作无奈的逃避。

　　另一方面，张爱玲审美文本更是无情揭露了女性生存的荒谬逻辑性：女性竟然是仅仅以"情欲"存在为男权社会的惟一价值。人类性别关系的人性尺度要求，互为文化关系中的男女双性，应各自成为对方的主体，共存共荣。然而张爱玲审美文本真实地还原了性别文化关系中人类历史发展的"集体无意识"丑陋：女性是仅为情欲而存在的，这是男权文化传统经意不经意中形成的一种非人性化规定。女性是物，男性时刻准备选择；女性是奴，男性是主子；女性是消费品，男性是消费者。更可怕的是女性在男性的情欲和自己的情欲双重逼仄下还会主动就范。就如同曹七巧在反抗男性虚伪的情欲游戏时，同时也无情地毙杀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无辜者。

　　正因为性别关系中人性尺度的缺失，看来解构的女性主义和重构的女性主义大可就此联袂出击。而女性主义审美批判现实的目的正是为了重建，哪怕审美主体重建的意向模糊、含混。

　　对人类性别关系中人性尺度的理想期待，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追求完形文化这一终极目标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诗学建构（请参见万莲子《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第二，社会运行中的双性构成--公民社会发育程度

　　培育公民社会意味着社会运行中的双性参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由双性构成的，这样的认识决定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不单纯是女性单一方面的事。而培育公民社会，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或缺部分，也是当今世界潮流。公民社会总是在追求各自的利益、兴趣、目标的行动中以公民自身生机勃勃的人生姿态促进人类的进步。前述张爱玲人生准文本和审美文本所解构的文化畸型现实，恰是由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公民社会则能从制度上弥补这种性别关系中的非人性化状态。因为个体公民的自主自决意识是专制社会（包括男性权威）和自然蒙昧的天敌，而由具有自主自决意识的个体公民组成的社会，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对主流文化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必然表征为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多元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态文明因素。公民社会是专制政治和文化的克星，是否给公民社会留出发展空间，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社会文化政治民主化的程度。既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员，那么"女性-公民"关注的便不仅仅是私己的天地，同时也是壮大自主自决、平等互利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源流之一。以丁玲人生准文本和审美文本为例足可证之。

　　一方面，丁玲人生大起大落，几经波折，有人贬为左，有人讥为右，至今仍旧歧义纷呈。另一方面，丁玲文本的审美想象复杂莫辨，褒抑兼之。然而，通过以下这样的通信文字，人们又分明可感丁玲以其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见解，对中国的问题、对自己的问题早就是十分清醒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汪洪《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P276）漫漫风雨人生让丁玲这一率性率情的个体"公民"学会了乖，这在反讽之外更见中国何其缺乏一个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以致泛政治主义之可怕可怖。丁玲背着一身的政治包袱，并非来自她内心的真实需要，而是外界文化政治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强制。"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作为"女性-公民"，丁玲本着内心的审美召唤，写莎菲，写革命女性，写贞贞，写杜晚香等等，那都是丁玲审美激情冲动的结果，是作为女性的丁玲在面对世界大声立言，是她履行公民职责的体现，然而，特定时代泛政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社会文化常态，并不允许她以公民身分从事健全的日常审美行为。于是她的公民人生悲剧也就顺理成章了。杂文的生态"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寥寥几语，道出了培育、建设健康而又有秩序的公民社会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在眉睫。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执著于民主政治建设，于此或窥一斑。

　　是因为处于社会弱势的女性感受不平等更敏锐？或是女性对专制文化体会更深刻？总之，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架构强烈抨击社会不公正，呼吁个人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反对基本人权遭践踏。女性主义审美在批判和诠释畸态文化现实的同时，更注重过滤现实，重构合目的的文化现实，审美主体意图不乏明朗。

　　第三，日常社会中性别平等惯性思维的确立与否

　　女性主义审美倡导以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实践"双性和谐"的性际或人际平等使命，这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其基本话语体系尤其需要的。考据或筛选文化历史和现实日常话语中的语言陷阱，同样涉及到性别平等思维方式的解构或重构问题。顺此，在确立性别平等惯性思维方面，各种女性主义理论形态理应在日常社会运行中不可避免地携手同行。

　　"他者"的审美体验世界往往能够克服男性绝对主体世界所习焉不察的偏差：女性主体只是单向度的平面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或被妖魔化，或被圣女化，因而女性主义审美青睐于确立性别平等惯性思维。从彭诚的小说《花香时节》（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不难证之。彭诚在其《女性宣言》中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宣言，小说集《花香时节》也同样表明了其女性主义叙事独特的反思社会学底蕴，其审美叙事总是出其不意地召唤了一些呼之欲出的日常现实中人，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女人，她们那复杂的思想和看似不可理喻的意志，因文本扑面而来的反思社会学信息而被审美主体赋予可理解的同情和细腻的审美表达，显出女性主义审美倡导日常话语建构中的性别平等惯性思维的良苦用心。

　　如《今宵酒醒》，贫穷使阿奇"错失升学良机"，以至于这位"苦菜花"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已经先在地决定了她在男性主导社会中坎坷的命运。读书不多，自然造就了她简单而朴素的金钱人生观，这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她高傲的心性牵制着她又难免不被浅薄的世俗虚荣心再次甩入人生谷底，让新一轮的门当户对注定了要牺牲掉幼稚的她--意味双性在文化较量中的被看一方。她所心仪的对象常思的世界，是代表着典型的男性绝对主体优势一方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还在打算读书上进，因而阿奇那传统女人次等客体的一厢情愿表白："只要你不小视我就行"，尤其显得荒唐、突兀和浅薄，带有十分明显的性别自贱自贬意味。如果说在此之前一直是她在操纵故事发展的走向，那么，这时，常思教导阿奇时所体现的男性精神和知识优越，俨然已是一声断喝，彻底埋葬了富婆阿奇的白日梦--女性经济的自立并不意味在文化历史处境中的得以救赎，没有平等的文化身分，也就没有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富婆阿奇的可堪怜悯的际遇，恰在于她作为"他者"对世俗历史规定的、陈腐的势利市侩人生本质特别是性别不平等惯性思维，尚未达到足够的认识水平。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他者"，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被心智远未成熟的女性自己所习得的传统精神和观念毒素吞噬了：

　　是啊，她刚开始经营时，所遇到的眼光是那样叫她揪心。……朴实自然，一点也不洋气。她喜欢这样的自然美。可是，却因此而碰过许多钉子。

　　阿奇心里便萌生了发大财的欲望，她总有一天要叫那些世俗的眼光瞧一瞧自己。

　　吸纳了传统精神和观念毒素的阿奇不知不觉中已被自己不成熟的心智戕害了。

　　苦瓜藤命运的佳蓓（《风雨蓓蕾》），也透出同上述一样的弱势女性生命震撼力。愚昧的母亲和毫无人性的继父，如同恶梦般挥之不去的赤贫，令人窒息的乡村绝望氛围，因而，阴险的继父在幼小的蓓佳身上打主意，便显出其极为符合传统男性绝对主体养成文化那发霉的男性优越逻辑："贱货，要我拿命来养活你们吗？"这是偏僻乡村见怪不怪的狰狞的一幕，女孩天经地义得退学，小小年纪就要开始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这无语的底层女性人生悲哀，在男性宏大叙事中往往为了顾全大局而可以忽略不计。但女性主义叙事总是极为自然地观照了这一隅。

　　对性别平等思维方式的诉求，无论解构的女性主义还是重构的女性主义，都是急切的。在此，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架构不仅拿来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正解--倚重女性性别，也糅合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惯式的曲解--企盼"双性和谐"。但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现实的观照下，女性主义审美形态试图创造一种基于平等思维的日常话语的模式，是可取的话语革命。

　　第四，由性别歧视生发开来的社会公正公平理念幅度大小

　　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工具性本质，全由性别歧视生发开来。社会对男女两性所赋予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缺乏社会公正公平理念的支撑而向来是倾斜的。女性主义审美想象对此也备加关注。有意味的是，现实依然是其实施文化解构和重构策略的触媒。

　　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主流审美叙事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使其无形化和边缘化，而且扭曲了对整个社会世界运行秩序和人类生活状况的全面公正的理解。如所谓惟女子与小人难养，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之类。殊不知，人类文化、社会性别及其意识形态的价值意义，是长期的社会运作秩序而习惯成自然的，同时，被习成的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权力关系。如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决定论的男性主流文化诡计。由此，对社会运行秩序和人类生活样态的公正公平要求，正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有之义。仍以《花香时节》为例析，其在对人性趋真向善的一面尤其关注和热切呼吁的同时，更着力张扬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

　　《花香时节》在质询和批判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只是单向度的非"人"情形时，恰好也在倡导或是巴望着社会运行秩序中的公正公平的理念。

　　《阿娣》通过揭晓笼罩在乡下母女俩头上的生活艰辛浓雾，谴责了现世生存的苦难，它提醒人们：农家生活的改善仅有农人的劬劳依然不够，人世的不公不平有些竟然是社会和权力运行秩序中人为的政策性的，阿娣这位少年大学生双亲先后被生活的重担压倒，是被迫无奈的农民以生命为代价投下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花》P173）--这是对社会缺失部分公正公平理念的有力指控。

　　《喜事》捕捉了当代城乡新鲜事，说明在解套之后的农民身上潜伏着"活跳跳"的发家致富创造力。这一女性主义反思社会学叙事（城里人赖二娘和乡下姑娘九娥的精彩对白）从侧面提醒大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政府放下架子，学会运用市场，给公民社会提供发展空间，这既能促进社会公正公平，缩小城乡人为的差距，使社会管理全面人性化；又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富国强民。--这是对社会拥有公正公平理念的欣然讴歌。

　　《阿婷怎么了》进一步显示出女性主义叙事独特的视野：侧重勾勒由性别歧视辐射开来的欠公正公平文化氛围。阿婷遭遇的无事的悲哀，竟然是一方面来自成堆女人浑浑噩噩的生存暧昧，一方面来自雄心扑扑的"男人国"无情打压。阿婷想成为女性-公民，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但是在男性专制和长官意志主义根深蒂固的文化处境中，哪怕她工作做得再出色，那也只有无来由地下岗的份儿（阿婷的"座位上来了另一位女孩"）。请看：

　　"柳主任伸出一个指头打鼓似地指点"--挑剔，鸡蛋里挑骨头。柳主任是作为男性和上司双重优越身分的化身。而男性作为所谓的上司、领导几乎已是日常工作中的常态。

　　"脸上抹上了淡淡的笑意，并要阿婷别背包袱，继续努力。"--柳主任一副深奥莫测的神情，一副权力拥有者高高在上的真假莫辨嘴脸，无端地下了阿婷的岗，却：

　　"柳主任依然是淡淡地笑：阿婷怎么了？"--男性事实上主宰着社会运行秩序，面对从来如此的男性专制和长官意志主义，"阿婷这个弱女子"能有多大能耐呢？

　　《七月忧思》表象地看只是表现了张裕湘和细娥这一对小人物的生存烦恼，但透过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正常，该短篇同样让读者从中感悟到正常中的不正常。只要拥有权力，不管或大或小，都可在其划定的权限内通吃，日子过得较一般人要滋润得多。最可怜者则是张裕湘这种只会像牛一样闷头干活的无权无职者，因此生存的无奈写在脸上，无声地诉求着社会文化政治迫切需要树立公正公平理念。

　　无庸置疑，由性别歧视生发开来的社会公正公平理念幅度大小，集中体现着文化政治生态的好坏。女性主义审美显然是不会掠过这一重要领域的。 　　看来，在重构或解构文化现实政治这一点上，各种女性主义审美形态与批评模式多元开放，为着实现人类文化政治生态平衡而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