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只有偶尔才出现向真正的自我认知的突进"的事实，在他自己民族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证实。二十世纪那段漫长的人所共知的专制岁月里，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并不比我们这个民族高尚多少，尤其是在政治领域，那些官员们丑恶而凶残的嘴脸，比起我们的国度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俄罗斯民族还能赢得我们足够的尊敬呢？原因在于他们有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这样的伟大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是当时俄罗斯整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异峰突起的精神光团，是偶尔才出现的向真正的自我认知突进的特例，他们随同那些沉潜在民间的、匿名的勇敢者一道，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中国知识界会不约而同地在各种场合大谈储安平、顾准、张中晓、陈寅恪等人，实际上就是因为看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失败之后，大家开始转而寻找顾准这些个人，以期在他们身上获得当有的慰藉。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数十年里的挺进，也是更多地体现在顾准这些坚持独立人格的个人身上的。这些个人，就好比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圣奥古斯丁、帕斯卡、阿米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等人，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由一个个杰出的个人和一个个不安的内心连缀成的。

　　要更为准确地认识与人类精神的挺进相关的个人，光看他的公共行为和所谓的代表作是不够的，"只有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的文学，才越过了这种客体化，向存在论的主体性突进。"这里的潜在意思是说，"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这些与心灵直接相关的片断里，才真正包含了一个作家真实的精神影像。要真正研究一个时代内在的精神线索，离不开类似片断的收集与查找。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句名言："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而保存一个人心声最多的地方，恐怕就是"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了。所以，让后人对储安平肃然起敬的是，人们记起了他在"反右"时期那些尖锐而准确的言辞，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让九十年代读书界惊讶的《顾准文集》、《顾准日记》，表明的也是顾准叛逆的思想如何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燃烧；而藉着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学术界普遍了解了陈寅恪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以及他那著名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人生和治学信条。当然，这些都还是浮在表面的部分，一定还有许多我们所无法接触到、也无法获知的无名者，曾为着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尊严，付出他们该付的代价。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中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脊梁"，按我个人的理解，也许不一定只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那几个光芒四射的伟人，它完全可能是由许许多多闪光的片断构成的。这些闪光的片断，有些散落在一些人的"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里，更多的我想是永远随着时间消逝了。或许还会有一部分，潜藏在一些未知的角落，等待有心人去发掘。今天，当我们看到了足够多、也足够叫我们悲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时，光有义正词严的批判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它对新的精神空间的建设于事无补。我承认自己一度也是一个愤激的批判者，并且认为批判的资源还远远没有用尽，但我开始思考，批判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真相显形吗？显形后的真相里，黑暗、怯懦、卑鄙、出卖尊严，等等，肯定都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残存着不少异质的心灵，不屈的声音，无视它们，那将是更大的悲剧。

　　由此，我想到，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作家或思想者，他除了对屈辱的事实要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外，还应有一颗充满挚爱的心灵。只有爱，能缝合精神深处的裂痕；也只有爱，能让你谦卑地俯下身，耐心地倾听来自生活内部的疼痛与叹息。一个作家一旦具有这颗挚爱的心灵，他就会同时获得新的理解现实的方式，那些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闪光的片断，就有可能在他爱的心灵的召唤下聚拢起来，成为支援贫困心灵的力量。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常接受这些闪光的片断的支援和滋养的人，它帮助我实现"向真正的自我认知的突进"，特别是当我备感自我的脆弱，并深陷于生存的恐惧之中时，"中国的脊梁"式的人和事，就会援助我从各种困境中突围出来。

　　我开始寻找更多这样的援助，如同一个饥饿的人寻找粮食。萨特说，"一个人的饥饿比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意味着更多"，反过来说，如果书籍里所写的不能满足一个精神上饥饿的人，那它的价值就值得怀疑。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这样一段诗句："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只有具备超越心灵的人，才能写下如此安慰人的诗句，而我，在经历了许多失望和破灭之后，也开始在我们的民族当中寻找类似的安慰，以缓解内心的压力。我发现，只要我们诚实地敞开我们的心，让自己的心与历史中、日常生活中有质量的精神细节相结盟，意外的欣喜往往会接踵而来。比如，我重读巴金的《随想录》，发现巴金从中所传达出来的反奴性的宝贵声音，一直都没有被广泛地重视。巴金是抱着还债的心情来写《随想录》的，"《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老托尔斯泰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已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巴金的还债方式是"讲真话"，可见，他认为自己欠的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假的，充斥着谎言，巴金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变，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一个解放前还是民主、进步、自由的斗士，眨眼间就中了催眠术，喝了迷魂汤，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这个转变过程的确是叫人心寒的，它仿佛正应了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所说的："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巴金后来反省道："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监狱。这是历史的惩罚。"有了这种痛彻心腑的经历，巴金对"四人帮"、"造反派"、"文革派"才恨得咬牙切齿，"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随想录》也成了一本滴血的书，"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我毫不掩饰自己喜欢这个时候的巴金。我总觉得，巴金在文学上的各种成就都不乏研究者，惟独他晚年对"精神奴隶"的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反省，正在慢慢地被人淡忘。这不是个好消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由鲁迅所开创的反奴性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的现象有增无减，在这个背景里凸显巴金的反奴性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晚年的巴金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人精神奴性的认识。他在《十年一梦》一文中说，他十几岁时所读过的一部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进而声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巴金不愧是受过五四精神滋养的一代作家，他能说出如此坦率而锐利的话，足见他比许多人清醒。哲人熊十力说："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推崇"讲真话"时期的巴金，大有熊十力所说的这种气慨，所以有人称巴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为过。我常常在想，一个民族缺乏什么，就应该学会积攒什么，这样民族才会有希望。就当下的现实语境而言，奴隶哲学还是中国人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尼采所说的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的状况还非常普遍，故巴金讲真话、反奴性的精神在当下也就成了一笔及需继承和发展的遗产。因此，当前些天许多报纸都在谈论巴金九十六岁华诞时，我更愿意强调：我们之所以记住巴金，是因为巴金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没有遗忘病床上的巴金，是因为巴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反抗遗忘的人。 　　又比如，钱钟书先生一直被人看作是闭门不管天下事的大学者，但很少有人注意他内心那份独特的清醒。钱先生的自我评价是："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狷者，狷介之士也，意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这种自洁精神，在多少知识分子身上已荡然无存，但钱先生坚守了它。据李慎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载，有一次，中国社科院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有一次，钱先生同高莽谈到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能扛重担，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词：头脑，笔，骨气。--我非常喜欢钱先生的这一精确概括，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终生实践这三个词的榜样。但是，由于钱先生声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倦于与俗人俗事打交道，久了，大家就慢慢地忽略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内在骨气，把他类同于老学究。其实不然。比如，钱先生是审定《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主持人，按世俗的眼光看，这在当时是相当风光的身份，可他一生都耻于言及此事；他在《宋诗选注》中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嫌它道学气过重，其实未尝不是表露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胡乔木请他改诗，没想到他"书生气发作了"(李慎之语)，在胡乔木的诗上大动干戈，完全不顾胡乔木只是摆摆礼贤下士的资态；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一文，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于有些人策划出版不定期刊物《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他阻拦不成便愤然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篮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钱先生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淡泊和高贵，他的专业精神和学术造诣，是其他同代人所难以相匹的。有人将知识分子分为慕僚知识分子、工具(或说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三类，如果这种分类成立的话，钱先生无疑是人文知识分子里的极品。他的存在，大大丰富了知识分子的选择，使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具有了更深厚的内涵。还有像冰心，一生都唱说"爱"与"同情"的哲学，但当她经历过类似"文革"这样的创伤之后，也开始有了反思，甚至反抗。比如，她在给李辉编的《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说："我认为三座大山中，'封建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彻底打倒过，帝王、神仙和救世主的思想也都存在。"又如，1988年，她的女儿吴青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投了两张反对票和一张弃权票以坦率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冰心知道后，立刻为爱女录林则徐的名句鼓励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出于这种韧性的战斗精神，冰心到暮年还为教育、为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声疾呼，写下了《忧思录》、《我请求》等影响深远的激越文字。 　　这些卓越的心灵细节，是我们今天检索历史时所能积攒到的真正的财富。它的意义一点都不比他们自己的著作低。这些细节，其实常常遍及于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我们亲人朋友的个人历史中，关键是看我们是否有足够敏感的心灵来发现它，并积攒它。我记忆中，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只字不识的农妇，在"文革"时饱受迫害，原因就在于，别人叫她揭发某某某的所谓罪行时，她只会说"我不能平白无故地害人"这一句话--多么朴素的善良呀！我还知道一个人，在"文革"期间，为了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不背叛自己的信仰，被强迫送往寒冷的东北劳动，最后死在那里。临走前，迫害他的人，将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带到他的面前，希望以此来动摇他，但他只默默地举目望天，并引用《圣经》上的话回应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他再引用一段《圣经》的话安慰他的家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初听别人述说此事时，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一种痛苦的辉煌。这些，是真正向自我认知突进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在他们身上，保存着无与伦比的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今天，我们呼唤有更多的人来发掘类似的细节和人物，并把业已发现的这些感人的瞬间缝合到一个大的精神链条上，使之具有整体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些零散的碎片。

　　太多的真实还沉潜在历史的深处。由此我判定，像我上述所说的，无论是顾准、陈寅恪、巴金、钱钟书、冰心等人，还是我后面所提到的那两个普通的民众，当外在的压力来到时，作为有良心觉悟的个人，他们的内心一定进行着复杂的斗争，甚至这种斗争还延续到了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刻，成了无法排遣的良心的重担。可以想象，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有多少失眠的内心在恐惧中游荡。谁来援助他们？这是一次内在的斗争，而斗争，许多时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放弃了它，很可能你就会从做人的最底线上后撤，至终丧失人格。--事实上，确实有许多人在这点上彻底失败了。责怪他们没有用，只有伟大的力量的鼓舞，才会给他们斗争的勇气。斗争，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针对自己的软弱和怯懦的，而非与什么外部的事物抗衡。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作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喜欢这个表述，同时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而不是随便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更愿意与上述那些卓越的心灵细节相结盟，因为只有吃健康的粮食长大的人，才会有健康的面貌；也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勇气和力量将自我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是接受卓越的心灵细节的滋养，另一方面是不断地与自我的缺陷和局限作斗争，它构成了向自我认知挺进的过程。大质量的心灵有可能就诞生在这个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