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3──14世纪，意大利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萌芽，它推动了新兴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中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出于对封建贵族特权及天主教神学的反感，他们不再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国，转而努力追求现世利益的实现。新兴中产阶级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挖掘，发动起一场旨在破除上帝的权威，充分肯定人自身的力量并确立其主体地位的思想革命，形成了与教廷所宣扬的世俗秩序必须服从天国的秩序、现世必须服从来世、人必须臣服于宇宙的终极目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教义相对立的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学者主张以人而不是以神为本，颂扬人性，提高人的地位，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教会以神权扼杀人性和宣扬迷信。而此间古希腊哲学中充满着厌女主义情绪的社会性别观念为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中产阶级男性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尽管当时出现了诸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撰写的《妇女城》等伸张女性人权、反对性别歧视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人文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只包括了男性，而将女性排斥在外。这在作为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奠基者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649-1527年）出生于意大利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佛罗伦萨。他生活和著述的时代正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衰落，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各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同时，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性国际这会也处于正在形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曾多次出使国外，办理外交事务 。而从意大利本身的情况来看，当时国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为数众多的王国和公国之间进行着残酷的争斗，国家遭到外国军队的蹂躏。这不能不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君主论》(The Prince)、《李维史论》（The Discourse）、《弗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等著作中，不是从天主教和《圣经》中去寻找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而是率先变上帝中心论为君主中心论，以人的目光观察国家，认为权力来源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胜利。针对教皇和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马氏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以由精明强干的世俗君国家权力本质的揭露，马基雅维利向意大利诸君王和诸侯进言：意大利是能够统一、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和有效地抵御一切外来干涉的，关键是君王们自己的统治能力如何。这种能力不是他人（如教皇）赋予的，而是一个统治者世俗的本领──意志、力量和狡诈。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这种狡诈所体现的不是别的任何东西，他是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宣告"。而表现在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中的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和自助的理念成为后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思想和理论定位的基本坐标 。

　　然而，从社会性别（gender）角度看，马基雅维利的上述思想充满着浓厚的厌女主义（misogyny）色彩。他在《李维史论》中专门辟出一个题为《国家如何因为女人而垮台》的章节，要求将男子和妇女严格地限制于政治和家庭这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二者必须遵守极不相同的道德规范，对男子从事的政治活动的评价决不能依照妇女所在的家庭领域的道德准则进行，其理由是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而拥有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权力。她们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使男子在充满家庭生活所具有的情感色彩的氛围中失去自控，变得懦弱无能，从而使政治领域受到破坏 。妇女所拥有的这种权力被认为来源于以命运（Fortune）指称的自然和环境。"命运"被描绘为一个女子，人，尤其是以君王为代表的政治家必须通过对它的征服和统治来凸现自己身为男子汉的雄才大略和首创精神："我确实认为是这样的：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自己被勇敢的而不是冷漠地走过的人战胜。在这里，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大胆地制服她" 。在他看来，缺乏这种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征服类似于女人的命运的男儿雄风（virtu）是对政治家最大的侮辱 。

　　（二）

　　如果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为出发点，对马基雅维利的社会性别观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被称为"人的发现"的文艺复兴时期，征服长期被视为上帝之造物的、不仅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命运的自然界是体现世俗社会对教会权威的蔑视和对人的力量的赞美的一个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作为文艺复兴之产儿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而在这一历史时期，意大利不但被其领土上的各城市国家之间的内战所困扰，而且受到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强国的攻击和罗马教皇的统治，后者的严苛导致世俗君王难以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马基雅维利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免遭覆灭的危险，走向统一和强盛，他的著述因此而充满着对人，尤其是君王，勇于同被认为由上帝创造的，其价值高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同罗马教廷和外国入侵者等异己的外部力量决裂并与之抗争的希冀。马基雅维利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看法也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他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剖析，他所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便是上述认识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对理性自我，即男性主体来说，自然和女人都具有他者的特性" 。自西方文明产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分离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人们以分离和对照的目光看待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并对之作出一定的价值评判 ，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割裂和对立的不断加剧："人把自己的同类当作自然物去对待支配，使一部分人成为自主的并主宰他人和自然的人" 。在男性以人类唯一的代表自居的情况下，女性便作为"非人"或至少是不完美的人饱受歧视和压迫。随着以通过商品交换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出现，生产和消费、物质财富的生产同人自身生产即下一代的生养育活动，以及公共生活与家庭（私人）事务的疏离和对立开始形成，妇女因其在人自身生产中的特殊作用而被划归于家庭的日常生活领域，或从事一些无报酬的辅助性劳动 。市场竞争的激烈使对外部世界的占有和支配、与他人的疏离及对之的排斥等价值观念为活跃于公共部门的男子所看好，而与其相反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则被投射到留守家庭的女性身上──"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 。由于妇女在家庭领域中付出的劳动难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充分体现其存在价值，她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被与她们相关连的一切也随之遭到严重的贬低，这不能不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明显的反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男性渴望在公共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因经济上的依附而受到排斥，加剧了业已形成的公共与私人、国与家的割裂和对立。在独立、自助、铁腕和狡诈等品行受到中产阶级男子青睐的同时，相互依存、彼此关怀和善良、诚实等被轻蔑地贴上了"女性"的标签。

　　倘若将这一切置于新兴中产阶级以挖掘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宝藏的形式努力冲破封建教会文化的禁锢，创造充分表达其意志和愿望的新型文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歧视就其实质而言，无啻于对"异端"的排斥，因为"社会性别"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原初意义为"争论"、"反对"、"公开的异议和辩论" 。新兴中产阶级与外来势力压迫抗衡的愿望以及它所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割裂和对立导致了一种视"差异"为划分尊卑优劣的标准、充斥着党同伐异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形成，其特点是将一个完整的世界割裂为不共戴天的两半，对一方的弘扬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全盘否定；同时，不被看好的一方被投射到外在于自我的，因此也被认为较之低级的"他者"身上。男性对"非我族类"的女性的敌视是它的一个突出的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人与自然、君主与上帝、本国与外部世界以及男与女等的关系之间呈现出一种绝非偶然的对应。对公共领域的参与必须以彻底脱离私人领域为前提，对自我利益的强调务必摆脱对他人愿望的考虑；如果说强硬的手段、果断的作风应属于公共领域的男性，温柔细腻的风格便被认为专归女性所有，前者是有所作为的表现，后者是软弱无能的表征……反过来看，以"男"和"女"表示的性别所指称的也已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更隐含着标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的人与自然、世俗与神圣、自我与他者、本国与外部世界等一组组范畴内部双方间的优与劣、正与负、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等等级关系的深层内涵。这样，社会性别所涉及的便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二者之间独立与依附、统治与屈从等权力关系，而是演变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个视角，一种思想方法。它使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定义与他有关将公共与私人领域、男性与女性彼此分离，以及将女性逐出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别观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 ，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 。"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马氏生活的时代正值由中世纪向近代史过渡的历史转折期。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以及拉丁教会的解体，神圣罗马帝国及其政治社会结构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封建主义在欧洲社会剧烈的分化和动荡中开始走向衰落，宗教道德愈益凸现其伪善的面目。据说在马基雅维利年轻的时候，一位多米尼克修道士曾在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城邦国家进行长达四年之久的试验，试图严格按照道德标准从事政治活动，却最终遭到失败；同时，他又不断目睹罗马教廷的的严厉桎梏对世俗统治者施展个人才干和国家政权有效治理社会的不利 ，从中吸取教训，将个人对权力或强力的追求置于其政治观的核心 。而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支配下，马基雅维利对教廷宣扬的种种虚假道德的摒弃使他倒向了"非道德后果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形成了一种完全无视道义原则的权力政治观。权力的夺取、维护和保持渗透于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一个由被发动起来的好战的公民组成的武装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任何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需要 。在这里，"政治"成为"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划归于"私人领域"，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无啻于自取灭亡。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倘若政治被冠之以"男性"，道德则以"女性"为其表征。这不但意味着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男子在行使权力时不仅完全不必受制于道德的约束，相反，他们有必要学会不做"好人"，以结果而非以目的和意向对某一行为作出评价；而被禁锢在私人小天地中，并被认为不具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的妇女适得其反，面临着做一个好女人肯定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好公民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人的二难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道德被作为一个与"高级"的政治相对立的，因而是"低级"的范畴受到前者的压制。这使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道德的防范来界定自己，后者所能起到的仅仅是一种陪衬作用。在如此情形下，妇女被要求严格恪守道德规范，甚至被认为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能表明她们在无道义可言的政治领域受到普遍的排斥和歧视。杰?爱尔希坦认为："马基雅维利朝私人的美德鞠躬绝不是敬意的表达，而是这一美德在公共舞台上无所作为的标志"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性恶论的外交哲学思想。

　　在马氏的眼中，人性虽然有善的一面，但更有恶的一面，且其基本性质是恶而不是善："一般说来，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吉避凶的，贪得无厌的；当你能施恩于他们之时，他们是完全属于你的，他们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献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孩子──只当，一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此种献身的需要还是遥远的时候；但是，一旦时机临近，真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却反叛了"。"人们心目中的贪欲如此顽强，无论他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得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欲望总是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已获得的总觉得不够多，结果对自己不满……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 。总而言之，在他的笔下，人被描绘为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的获益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者。与他者的对立及对之的排斥被引申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本国与他国、与外部世界的抗衡因此而成为马基雅维利的国际政治观的基本出发点。 　　马基雅维利将对权力的争夺视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为此提出了扩张主义的外交思想和以实力为核心的非道德后果主义外交权谋论。他认为，所有的共和国都在彼此敌对竞争的状态中生存，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靠自己的资源来生活"，他们总是倾向于"试图统治他人"，因此，"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平静无事长期享受其政治自由"。为此，一国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扩张主义政策，以便既保证自己的国家"能够防卫自己免于他人袭击，又可以粉碎那些阻止他兴盛强大的任何人的企图"。他曾对古罗马历史上的扩张主义赞叹不已，认为"从来没有过一个共和国有这么多的适于扩张和征服的正确制度"，并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追求对外扩张是保证国内政治自由的前提。"能给君王带来崇高威望的，莫过于去奋雄图、立大业大展其个人的才能。在现代，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今王──阿拉贡的费迪南的例子。他几乎可以被视作新君的；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君王，由于其名望与荣誉之故，却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首席国王了。如果我们把他的行事观察一下，那我们便会看见它们全是规模巨大的，其中有些更是杰出的。当他在位之初，他向格林纳达进攻，这次武功乃是他伟大的基础。最初，他从从容容地进行这次战争，毋需害怕受到阻挠；因为他使卡斯梯尔邦的贵族们忙于这件大事，一心想着战争，不去注意国王所采行的种种革新。这样，贵族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受到他的威望和权力的支配了"。

　　鉴于马氏视国际政治为国与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将夺取和保持权力看成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目的所在，以武力为核心的国家实力便成为其外交权谋的中心。他认为："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办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不过第一种方法会时常觉得不足的，必须借助于第二种"，"只因没有好的武力便不能有好的法律"。"为君的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善自利用兽，又善自利用人"。他强调，除了为战争艺术及其军队的组织与纪律而操心外，君王不应当有其他思想或目的。他应该拿别的事情来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因为战争乃是他这个君临天下者所应学会的惟一艺术 。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家的人生就是不断地争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因为胜者就有权力统治他人 。对君主来说，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化身。为了国家的利益从而为了社会的福利，他们应当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包括口是心非、内残酷而外仁慈，甚至进行公开的欺骗。"一位君王，特别是一位新君，为的要保持他的国家，时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以及反宗教的行动，所以他不能奉行人之所以贵乎为人的种种事情"。"人人知道，为君者能言而有信，其行为能完美正直，不事机巧，不耍手段，那时多么的值得称颂。虽然如此，我们这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几位干大事成大业的君王却对信字非常轻视，他们常以手段乱人心智，且终于征服了那些信守诺言的君王们" 。毋庸讳言，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有一种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理解的不一样的道德，其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君主和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效地治理臣民和社会 。在这里，政治与道德，至少是政治生活的道德与日常生活的道德，连同政治与日常生活或曰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割裂与对峙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克思指出："从近代马基雅弗利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因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就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而这种以"目的为手段辩护"的政治无道德论为其基本内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成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掠夺，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综上所述，马基雅维利的国际政治观贯穿着对"他者"（他人与他国）的疑惧、防范和敌视，这使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的暴力和对外扩张政策，以及不择手段地争夺统治地位的权谋术在其外交思想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征服欲令对本国统一和强盛的追求被等同于对国际社会的控制权的争夺；拒绝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成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化国与国之间对抗的同义词。恃强好斗、不惜一切代价地排除阻挠自身意志实现的各种可能的障碍构成了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调，而与之相悖的做法在一国与他国的角逐中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联系马氏有关"男儿雄风"和"命运女神"的表述，外部世界在他的笔下被"女性化"了，变成了暴烈果敢的男性君王成就霸业意欲攻占的对象；而从具体的手段上看，注入了对别国疆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占领并使之臣服于己等内涵的"独立"、"自主"等价值观念被戴上"男性的"，也就是"人的"、"公民的"桂冠加以伸张必须以和睦、合作等"女性的"，亦即"非人的"、"私己的"价值观的边缘化为前提，其中充满着对所谓"女性般"软弱无力的基督教德行的抵制和反叛，从而深化了在与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外来压迫的抗争中萌生的国际政治学说的厌女情结。从对马基雅维利的国际政治理念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对外部势力的反抗中出现的、以对"另类"、"他者"的排斥乃至仇视为其实质的、社会性别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新兴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得以在其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与其所主张的政治对道德的驱除，以及本国对外部世界的对峙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这对此后国际政治学主流理论──具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