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与弗吉利亚·伍尔芙不仅是世界女性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作家，也是女权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分别代表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权主义思想的两个顶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的女权主义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如两人都高度重视女性的自立自强，敢于向男性文化和男性政治挑战。也更有具大的差异：前者的女权主义思想更多是追求男女和解的"平权"思想，后者更多是追求男女对抗的"霸权"思想。因此，前者是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后者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本文从她俩的作品和生态两方面探讨了两种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形态产生的一些社会文化原因，从而寻找出中国女权主义的现实出路是平权优于霸权、男女和解好于对抗。

　　关 键 词

　　女性文学 女权主义 平权 霸权

　　正文

　　在人类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创作源远流长。甚至在文学的草创时期，女性创作几乎可以有与男性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诗歌作品是尼罗河畔出土的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一首诗。那首诗的作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很多诗篇也都出自女人之口。至少可以肯定那些来自民间的诗歌很多都是女人们在劳动中口头创作出来的。西方最早的有姓名记载的女诗人是萨福。到了十七世纪，英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女性诗歌创作者。在中外诗歌史上，女诗人都创作出了大量优美的诗作。

　　在人类的小说创作史上，似乎女性比男性弱得多。但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代，女性小说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十九世纪中期和二十世纪初就有两位重要的大小说家，她们就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弗吉利亚·伍尔芙。她俩不仅是女权主义两大的先驱，而且是女权主义运动史上和女性主义文学史上的两大形态：平权的温和派和霸权的激进派的鲜明代表。两者的形成与她各自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长期接受的金科玉律，即使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也长期流行"知人论世"这一文学研究方法，即对作家的生活时代和作家的生活经历高度重视，先从研究人入手，再研究作品。在采用"知人论世"研究作家作品的同时，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还喜欢采用"作家人格与作品表现"相统一的文本至上的"文如其人"的研究方法，总是认为写高尚题材的作家便有高尚的人格。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的研究方法不仅总是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而且还把作家与作品的特殊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巨大差异性等同起来。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特别是在研究外国作家的人格时，总是想通过他的作品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出差错。如培根、笛福、莫泊桑等作家的作人与做文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作品写得都很高尚，都强调作人的真善美，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德行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作人方式并不很守道德规范，甚至还有些卑劣。如培根是欠帐者，笛福是告密者，募泊桑是浪荡子。 　　因为"知人论世"和"文如其人"的研究方法的极端使用，才导致了对夏洛蒂·勃朗特研究，特别是对她是否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错误结论。如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简爱》。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简爱》一书是她的自传体小说，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实际生活中的作者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作者也是一位对人类充满爱心，对女性充满信心，迷恋浪漫高尚的爱情的女人。特别是在与男性相处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与男性和解而非对抗的女性，甚至在小说中还反映出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盼及对男性的依赖，颇有一点"小鸟依人"的非女性独立的意味。但是，仔细分析《简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生活在男性社会、男权政治和男性文化下的附属品，她们不但没有生存独立，更没有人格独立。即使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当的是家庭女教师，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是一位职业女性，这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已经是相当的激进了，当时的英国女性基本上不参加社会工作，过的常常是寄生于男性的封闭式的家庭生活。但是，从她对男主人公的感情生活的极端依赖中，不难发现她作为女性心理的不成熟。尽管她对男性的依赖已经超脱了世俗的物质性依赖，没有男主人公，她的物质生活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但是，在精神情感上，她是无法离开男主人公的。因此，《简爱》小说中所主张的女性独立，并不是与男性对抗的"女权"式独立。最多只能算是女性独立运动中的"改良行为"，完全不能称之为女性"自觉"的革命行为。因此，有研究者结论："夏洛蒂不是社会学家，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她清醒地看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弊端，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制度本身。不过她认为，社会制度问题只能由哲学家、政治家们去思考，去解决，不是她所能过问的。她也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要求，主要关系到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从未涉及妇女参政问题。她以为，如果妇女们自己争气，还是有可能局部改善自己的处境。作为一个作家，她认定自己有责任通过文学揭露社会的不平，激励受压迫者－－不论是妇女还是工人－－起来抗议。"

　　这个主要通过考察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对的，严格地说，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尽管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女权主义（Feminism)和女权主义者（Feminist)这样的词语出现。更没有二十世纪中期那样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萌芽。如果从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关注的几组共有的话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他人(self/other)）来看，夏洛蒂·勃朗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即使在她的小说中，她也自发地关心到以上的许多问题。以《简爱》为例，小说的情节结构总是与以上几组女性生活中最被困忧的矛盾相关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简爱》的中心思想，便是：女作家想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对一个女人的爱情生活的叙述，揭示出特定时代女性和整个人类女性的生存境况：女人总是生活在男性与女性、积极与消极、思想和身体、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在场与缺席、自己与他人的矛盾的对抗与和解中。在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时，夏洛蒂·勃朗特选择了非对抗的温和方式。所以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无论中外古今，女权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方式都是由她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决定的。如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当时西方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五十年代都让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相关。人们不愿意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因此，法国出现了左派领导的学生运动，美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夏洛蒂·勃朗特生活在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更保守的时代，因此，无论是爱情、精神还是思想，甚至她的事业、职业、爱好，都受到保守势力的巨大压迫。仅从夏洛蒂·勃朗特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女性从事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受到的强大阻力。在今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界出现阴盛阳衰的局面，女诗人、女小说家走红的写作职业成为女性的流行职业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夏洛蒂·勃朗特从事文学创作的艰难。

　　夏洛蒂·勃朗特从小就做着作家梦，13岁时就与弟妹们用诗文编造故事。20岁时，她给当时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写信求教。骚塞却这样回信："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但是，请你不要以为我蔑视你所拥有的天赋；也不要以为我不鼓励你运用你的天赋。我只是劝你这样来对待和运用它，使之服务于你长远的裨益。要写诗，就为写诗而写诗；不要为出人头地，不要希望成名成家。你越不抱有那样的目的，你的诗就越有可能具有诗的价值，而最终越有可能达到诗的境界。这样来写，对于心胸和性灵都是健康的；它可以成为一种慰藉心灵提高心灵的最可靠的手段，仅次于宗教。你可以将你最美好的思想和最睿智的情感体现其中，并在这样做时，培养和加强你的思想感情。" 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她在信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骚塞的忠告须永志不忘。记于二十一岁生日。罗海德，1837年4月用21日。"此后九年，她放弃了当作家的目标，死心踏地地当起了她厌恶的家庭教师。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

　　与《简爱》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生存境况完全相反，夏洛蒂·勃朗特一直生活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中，不仅有职业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她对被迫选择的教师职业极为不满。1840年1月24日，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哀叹说："一想到我必须作为一个家庭教师教师终此一生，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感到，那种职业主要要求一个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这种品质是我们全家都奇缺的。" 尽管她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她并不相信爱情，特别是激情。1840年5月15日，她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说出她的爱情婚姻观，这种爱情婚姻观如同出自当代的女权主义者之口："千万不要让人家劝来劝去，劝得同意嫁给一个你所不能尊重－－我不提爱－－的男人；因为我想，假如婚前你能尊重一个人，婚后至少会产生中等程度的情爱。至于强烈的热情，我相信那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感情。首先，这种感情很少得到或根本得不到回报，那也是转瞬即逝，只延续到蜜月期满；过后，也许让位于厌倦，也许让位于冷漠，那就更糟。这当然是就男方而言。就女方来说，如果单剩下她一相情愿在热恋，那只有天可怜见了。我相当有把握地确信，我是永不会结婚的。理性这样告诉我，而我也并非全然是感情的奴隶，还能偶尔听从理性的声音。"

　　既无物质自由更无精神自由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不产生女权主义思想的。但是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女性并没有如夏洛蒂·勃朗特那样具有对女性的现实生存高度重视的"人文关怀精神"，人的自主意识和女性意识，特别是女性的独立解放意识还没有觉醒，整个社会还处在男性的极端控制之下，因此，即使是已经觉醒了的夏洛蒂·勃朗特，也只能采用少与男性对抗多和解的温和态度，有时甚至不得不采用"宿命"的中庸甚至消极思想。更不可能像比她晚出生几十年的弗吉利亚·伍尔芙那样当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或铁杆女权主义者。后者不仅写出了《自己的房间》那样的女权主义"宣言书"，而且还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显示出与男性的对抗姿态。使自己不论是在女性文学创作史和女权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决定两者的女权主义思想的激进程度的一大原因是是否生活在女性写作成为职业写作的时代，即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是否进入了自由写作的状态。即使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也决定着她们是选择"革命"还是"改良"的女权主义道路。夏洛蒂·勃朗特从来都没有成为"职业作家"，她选择写作职业不仅一开始就受到男性写作的压制，即使有了惊世之作后，也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她的写作始终是"业余"的，她的关注女性生存状况的思想言论，都只能在给亲友们的书信中流传，还没有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弗吉利亚·伍尔芙刚好相反，正如她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说："我确实是一位女人，我也确实在工作。可是我有什么职业经验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从事的职业是文学，在那一行中，能给予女人的经验比起其他的职业来说就更少了－－极少，我的意思是说，极少有特别惠及女人的。" 她不仅是一位职业的女性文学作家（伍尔芙从1915年发表处女作《远航》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夜与月》、《雅各布之宝》、《黛洛韦夫人》、《波浪》、《到灯塔去》、《幕间》等多部小说。她的散文创作也贯穿了她40多年的文学生涯，成为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被称为"英国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她还是一位女权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和革命家。她一生都在通过写作、通过演讲，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建立和完成自己伟大的事业：不仅要反对男性文化的压迫，解除男权思想的束缚，求得与男性和解式的"平权"，而且还不时显示出想通过与男性对抗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夺权"甚至"霸权"思想。如她在《空袭中的沉思》中结论：尽管在空袭中女人只能被动地呆在床上，手上什么也没有，男人却可以在空中手握机关枪对敌人战斗，表面上是男人在保护女人不受战争的伤害，男人的力量是巨大。但实质上女人的力量更巨大，她们可以通过抑制生育本能，让好战的男人不出世来避免战争。她在这篇随笔中写道"我们难道不会说：'母性的本能是女人的光荣。就是为了这，我奉献出了我整个的生命，我的教育、训练，所有的一切……'可是，如果为了人类，为了世界和平，需要限制生育，那么母性的本能就该抑制，妇女们也会努力。"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甚至在今天，伍尔芙的女权思想的力量都是巨大的。1962年，美国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创作了一部名为《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剧作，戏谑地影射伍尔芙是一头狼。伍尔芙的英文名字（Woolf)的发音与狼（Wolf）的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知道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对男权社会的具有霸权色彩和颠覆力量的冲击力何等巨大。

　　伍尔芙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还更充分地反映在她的具体创作中。她首次提出了女性写作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写作"，公开向以男性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界挑战。她发表于1929年《论坛》3月号的《妇女和小说》一文中的两段话最能体现出伍尔芙明确的"性别写作"意识和语体及文体独创精神："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被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当一名女性动笔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想更正视现存的价值观－－想认真地对待那些在男人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并使他们认为重大的事显得无聊。……她们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由此她们的小说题材显示出某种变化。她们似乎变得不再那么专注自身，而是更多地关心其他的女人……妇女开始探讨考察自己的性别，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来写女性。" 伍尔芙鲜明地提出作家的任务就是记录下心灵在客观世界中的种种主观感受。她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结论："'恰当的小说材料'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恰当的小说材料，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大脑和心灵的特征都是取材的对象。没有什么感知的东西会是不称心如意的。如果我们在想象中让小说艺术具有了生命，并且就站在了我们中间，她肯定会吩咐我们去摧残她、恫吓她，同样也去捧她、爱她；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返老还童，并且确保她的君临之力。" 在小说创造中，她格外重视想象的力量，强调书写的自由。她主张的"书写的自由"主要源自于她主张的"女性生活、思想、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要冲破男性传统的束缚，还要在自由之路上走得更远。因此，她在《论现代散文》中界定散文创作原则："散文的形式也是千变万化，它可以长或者短；可以严肃或者琐屑。" "在一篇散文中，绝无文学杂质的空间。不管用什么方法，是刻意求工或者是有赖于自然的慷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散文必须纯净－－如水般、如酒般纯净，绝对排除单调乏味、死气沉沉及异质的沉淀。" 由此可见，弗吉利亚·伍尔芙不但掀起了一场女权主义思想革命，还掀起了一场女性文学革命和文体革命。特别是在写作风格上，她第一次高扬起"女性写作"的大旗，开创出英国权威性文学史家弗雷塞在《现代作家与他的世界》一书中所结论的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格："伍尔芙夫人的小说格调不仅有优美和雅致，还通常包含有深深的悲哀。这种悲哀受到了同时代的诗人路易士·麦克里斯的影响，呈现的是生活的'孤独'和'不合群'。"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女性从事文学艺术的历程，特别是从夏洛蒂·勃朗特到弗吉利亚·伍尔芙，正是女性自我解放的历程。伍尔芙的"女性写作"，更呈现出想建设女人自己的理想世界的强烈愿望。

　　因为都是女性，即使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即使分别出生于普通平民家庭和被称为艺术家俱乐部的书香贵族家庭，即使分别从事的是温和与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 夏洛蒂·勃朗特和弗吉利亚·伍尔芙都深味到作为女人在男性政治中心的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不但具有被男性化的现实社会"异化"和"疏离"产生的"孤独感"和"荒诞感"，还生活在对女性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的渴望和对自由（特别是物质自由）的恐惧的矛盾中。因为女性一旦获得与男性"平权"甚至对男性"霸权"的绝对自由，又可能对女性的现实生存带来更大的威胁。如果女性有了绝对的精神自由，却无法摆脱女性比男性更情感化，对情感的依赖性更强的天性。这一点在《简爱》的女主人公身上最能体现。女性便会生活在违背天性的纯理性生活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对爱的本能渴望和对爱的理性抗拒使女性的现实生活无法安宁。即使真的做到了"清心寡欲"，也会受到并末完全"开化"的现实社会，特别是男性社会的认可。如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在追求她时在日记中描述她给他的印象："每当我想起艾丝帕夏，我的脑中就出现了背依冷冰冰的青天、遥远而清晰地矗立着的山峰，峰顶覆盖着积雪，没有被太阳晒融过，也没有人曾涉足过。" 值得庆幸的是伦纳德没有当前很多中国知识男人都有的"才女少女人味甚至少德"的中国传统男权思想，才使她享受到了爱情婚姻的欢乐。尽管在此无法接受近年在男性知识阶层流行的"养儿子教给他一身本领，养女儿只教会她学会爱"的养育观，但现实中的女性生活是离不开爱的。女性物质上的绝对自由不但会改变传统女人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生存观，还会使女人产生没有男人照样生活的极端思想，助长女性与男性的对抗。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因此，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既具有秩序感也有自由欲，即总是生活在自由与法则的矛盾之中。女性的过分自由会使男女之间本应有的和解完全沦为对抗。因此，由于二十世纪女性自我意识的极端觉醒，在中外职业妇女中，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了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甚至包括职业竞争在内的社会生存都出现"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局面。"自我感的出现是人格智能领域中的关键因素，是对于全世界个体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成熟的自我感一般被视为内省智能的典型表现，但我个人的研究却导向了不同的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大量不同的'自我'使人感到，我们最好应把这种'感'看成是某种混合物，看成是从一个人的内省认知与人际认知的结合或熔合中出现的。全世界自我感的最大差别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自我感的不足现象所发生的方式是大有不同的，这主要依赖于某个个体（和某些个体）在其不同文化中所碰巧被看重的那些方面而定的。" "个体也就总是，而且必然是一套自我、是一群人，他长期不断地反映着这一套自我和一群人碰巧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所寄寓的情境。与其认为一个人有一种主要的'核心自我'来组织其思想、行为与目标，还不如把他看成是一种相对不同的面具的集合，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面具都不可能比其它面具更重要，而只是当需要时便加以使用，当情境不需要和"场景"变更时便让其退去罢了。这里，'自我感'的重点大大地落在了人际知识和处理方法上。" 正如人的自我感主要取决于他所处的群体社会及文化生态，而非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人存在他便有了自我感及自我意识，虽然没有必要接受"女为悦己容"的完全男权的思想，但是无法否认女人的自我意识同样由他人，特别是在男性中的反映中才能完全获得。如果人间没有了男人的存在，女人是很难有健康的自我感和女性意识的。所以夏洛蒂·勃朗特在百年前主张的是"温和的改良"；弗吉利亚·伍尔芙也远远没有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和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激进"。

　　对夏洛蒂·勃朗特和弗吉利亚·伍尔芙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性格颇异的女权主义的两种范式，更可以发现导致她俩的温和和激进的为女性权利斗争的方式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这是很值得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和女权主义运动者们研究和深思的。

　　由于中国文学研究长期与外界隔离，尽管女性文学及女权主义批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西方成为文艺理论的重要流派，到了七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还没有专门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更没有开设女性文学研究课程。中国最早开设女性女学研究课程的大学是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时间是1985年，教师是来自美国的女专家尢蒂。当时只有外语系八二级和八三级的八位学生（笔者是其中之一）。课程名称是"女性文学研究"。教学时间一学期，只研究两部小说，一部是《呼啸山庄》，另一部就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近年，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日渐繁荣。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西学更是大量东进，西方文艺理论全面译介进中国，女权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不但成了西方文艺理论最重要的两大流派，也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界最"时髦"的学说。但是，由于中国女性学者大都生活在受到男性文化、男性政治甚至男性学术的压迫之下，特别是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权主义思想宣传的女学者,由于无法处理好"女权主义理想"与现实中国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中都明显存在男权思想的生存境遇的矛盾，婚恋不顺心，常常生活在与男性的对抗而不是与男性的和解中。学术性理性化研究常常变味为对男性带有抵触情绪甚至报复心理的情绪化研究。这种情绪化行为又造成男性学者的情绪化抵制行为，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女权主义学术界非学术性的男女学者的对抗，极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来在西方应该是平权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或者至少应该把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分为平权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两大流派，进入中国后，常常变味为只有激进派，少有温和派。因此，今天，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源流，正本清源地还女权主义的本来面目。夏洛蒂·勃朗特和弗吉利亚·伍尔芙正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代表。她俩分别代表着世界女权主义思想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张女性的自强自立，追求的是女性与男性多和解少对抗的"平权"的女权主义，强调的是男女平等，甚至不惜通过女性自身的局部改良来换取"和平"和争得权利。另一种是主张女性不但要起来与男性作斗争，争得女性应该具有的权利，还要与之对抗，获得比男性更优越的权利，可以称之为"霸权"的女权主义。但是这种"男女间的战争"也只是局部战争。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弗吉利亚·伍尔芙受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者结论后来者把先行者的女性解放思想更具体、更进步了，却很难对以上女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作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女权主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女权主义，都必须坚持其本质：人的自主意识和女性的独立自由。正如1916年伍尔芙在《＜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中所言："夏洛蒂·勃朗特诞生后已有一百年了，她现在已成了如此众多的传说、忠诚和文学的中心，然而她却只活了三十九年。如果她的生命达到了普通人的时间跨度，那么关于她的那些传闻就会与现在迥然不同，想起这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或许就会像她的那些同时代名人一样，成为一个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经常能碰到的人物，成为无数的画面和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部小说的作者，也可能是回忆录的作者，远离我们而沉浸于对中年盛誉的记忆之中。她本来也许会富有，也许会一帆风顺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想到她时，我们不得不想象的却是某个在我们这现代世界里毫无时运的倒霉者，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思绪返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返回到荒凉的约克郡沼泽地带的那一处遥远的牧师住所。就是在那个牧师的住所和那片沼泽地带，在其物质的贫苦和精神的昂扬中，永远地在那儿盘桓着。"

　　在实际生活中，伍尔芙不仅生活在"精神的昂扬中"，而且摆脱了"物质的贫苦"，不仅有了可供自己尽情地进行"女性写作"的"自己的房间"，（伍尔芙认为有无"自己的房间"不仅是女性能否进行写作，特别是成为职业作家的重要条件，而且"自己的房间"还是女权主义者最重要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而且还是现代世界时运颇佳的幸运儿：个体的思想与女性大众的愿望合为一体、物质与精神双重富有、既有女权主义者的主义又会过女人日子的女人。所以英国文论家考德威尔结论："维吉利亚·伍尔芙和多萝西·理查逊不象乔伊斯那样是亡命国外者。她们具有较为稳定的世界观，因此她们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固定形式的。她们的观点认为，在文化上获得自觉意识、因而成为艺术家的女人，实质上便成为男性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她们成了教师、作家、工人或知识分子，而不是家庭妇女、女儿或阿姨。因此她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性世界'的一个异己分子。这个世界在认识上广泛地表现了男性对现实的见解。由于这种认识是稳定而一贯的，妇女们只得象阿弗拉·贝恩、安琪利加·考夫曼、乔治·爱略特、勃朗特姐妹或埃塞尔·史密斯一样，被迫全盘采用男性的反应和观点。她甚至会负起男性在性关系中的角色（如萨福），或采取男性对爱情的态度（如乔治·桑）。时时需要采用男性的反应和观点，这对妇女的艺术成就起着掣动的作用，这和某个种族的人要想在另一种族的文化中发挥作用时所遇到的困难颇为相似。然而，当这种文化开始瓦解，女性就能对它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多萝西·理查逊、维吉利亚·伍尔芙，还有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就表现了这种批评的态度。妇女的批评态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可能是认识上的或'理性的'，因为，文化中的认识要素是男性的，这是男性在科学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妇女采取的必然是一种非认识的或诉诸感情的批评。但是，资产阶级艺术也是男性的，同时又是诉诸感情的，因此，即使在艺术领域里，妇女的感情必然属于特殊的一类，与流行艺术对于感情的概括说明大异其趣，她是把流行艺术看作是华而不实和矫揉造作的（参看维吉利亚·伍尔芙对本涅特和威尔斯的批评）。这种首先是感情用事的态度必然与例如托尔斯泰式的态度相对立；它必然是流动的、摇摆不定的与模糊不清的。由于它的异质性和缺乏现成的形式，这种未能使艺术定型、定向的特殊的感情用事的态度在它建立起自己的传统之前必然表现为流动的、模糊的和摇摆的。同样，这些女性异己分子缺乏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属于男性的。她们仅有从自身的经验中萌发出来的个人的世界观；她们不能象男性一样充分地分离那珍藏在艺术与文化中的个人经验。因为这些经验也是属于男性的。" "有人把维吉利亚·伍尔芙那敏感的、个人的、批判的态度看作是抽象的妇女特性，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作为一位艺术家活动在这个人特定的文化演化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特性。" 不难看出，身为男性理论家的考德威尔对女性艺术和女权主义仍带有偏见，以为女性的一切都是在男性文化的压迫下生存。但是除了肯定伍尔芙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在解构男性文化及男性霸权所作的贡献以外，还有两个见解是十分高明的：一是"妇女采取的必然是一种非认识的或诉诸感情的批评"。过于情绪化正是当前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及女权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往往导致了她们对现实的过度忽视和对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她们常常只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却少有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和操作能力，所以宣言多行动少，热情有余能力不足。二是指出了伍尔芙是"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即她是一位既有物质（资产阶级）又有精神（知识），既会过日子又有思想的女性。伍尔芙在《女人的职业》中坦言自己不被日常物质需要所困扰："我成了一个报纸的撰稿人。而我的努力在下一个月就得到了回报（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天）：一封编辑写来的、内装有一张一镑十先令六便士支票的信。……我并没有把那笔钱花在面包、房租、鞋袜或肉店的帐单上，而是出去买了一支猫－－一只美丽的波斯猫，而它立即就把我卷入了与我的邻居的苦涩的争吵中。" 鲁迅曾经发出过"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疑问。娜拉走投无路的主要原因还不仅仅是精神没有独立，最主要是物质无法独立，如马斯洛所言的无法满足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存及归宿的需要。在任何时代，精神都不能够当饭吃。何况今天正是资本经济与知识经济合流，甚至资本的力量大于知识的特殊时代，追求自由解放及自我实现的女权主义者更不能当"无产阶级知识女性"。如果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极端得如大众妇女中的流行语所言"主义是专家的，日子是自己"的那样，因为太阳春白雪而受到女性大众的抵制；如果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只宣扬女人生存只需要"昂扬的精神"，为"主义"消得人憔悴也不悔。我们只能发出这样的感叹："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因为女权运动的本质目的是让女人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自由，让女人生活得更幸福。在物质还很匮乏，全民必须致富的务实时代，女权主义者奢谈精神与当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样，不仅是不识时务，而且还误己：误自己的现实生活；误人：福建师范大学一位才十岁的教授女儿便认为，因为男性压迫了女性很多年、必须先让女性压迫男性这么多年后男女才能平权平等。这是受了霸权的女权主义者思想的误导，无疑，这会影响女孩以后的生活，特别是婚恋生活；误国：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1994年国际家庭年的口号提得很好："把家庭建设成最小的民主机构！"，如同俗语所言：家和万事兴。男女平等和男女和解是家庭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生存境遇的不同，中国的知识女性面对"女权主义"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在都是从事女权主义文学的作家诗人与批评家理论家两类人中最为明显。由于生活在社会基层，体验到大众女性生活的真实境况，女作家女诗人中务虚的"霸权主义者"比生活在高校研究所等象牙塔中的少得多。很多女作家女人推崇的是"真实是女作家女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她们的作品不仅直接关注现实生活，强调"活着"高于一切，她们本身还很会"享受"日常生活，绝不生活在女学者们推崇的精神幻梦中，过着自欺欺人的虚假生活。如池莉小说的题目《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便能呈现出女作家们对生存现实的十分重视。女诗人翟永明在八十年代写的《独白》一诗中的一节诗也颇能说明女诗人对"女人现实生活"的重视："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尽管她后来如伍尔芙在《空袭中的沉思》那样宣称"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但她并不承认自己是如很多女性诗歌研究者，特别是女性学者肯定的女权主义者。舒婷1979年4月在《诗刊》上发表了引起轰动的《致橡树》，被称为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爱情独立宣言"："我如果爱你－－绝不象攀援的凌霄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但她后来不仅在《神女峰》一诗中发出与《致橡树》的"独立的精神化"的爱情观截然不同的世俗的爱情宣言："与其在悬涯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两件事情：一是当她得知一位女研究生因为受《致橡树》爱情观的影响而寻求理想爱人却成"大龄青年"时，感叹女研究生为何不仔细读读《神女峰》。二是舒婷有美满的爱情婚姻，她与同样是自学成才的诗评家陈仲义的幸福婚恋生活是很多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女学者羡慕的。邵薇的《过日子》中的一节诗更能说明女诗人具有纯粹的"女人心态"及平凡女子的生存方式："我是个平和的女子／能吃开心的食物／／我的手指上有绿色的斑点／那是一个日子变的／那个日子好看／并纪念一位杰出的人／／落日浑圆／我在大街上穿着大摆裙／腰肢纤细／动不动说一句漂亮的英语"。 她在《女人》一诗中感叹："花开花落／是几十年的事儿"。 在《猫王与希拉》一诗中，她这样定义生活中的理想女人："那个女人，清淡如云，通晓风情"。 这里的女人既高雅又不远离尘嚣，既有品位又很会享受世俗生活。

　　适值本长文结束时，笔者并非画蛇添足而是很有必要地向中国当下的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时时想与男性对抗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进一言："主义是专家的，日子也是专家的。"如果女权主义者首先当好了女人（这里的"女人"既非男性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乖乖女"概念，也非霸权的女权主义的女子有才就有一切的概念），现实中国便会少了许多哀叹"好女难嫁"的女才子，少了许多在家里时时进行"两个人的战争"的女学者，少了许多因为事业至上而放弃女人的为人妻、为人母等天伦之乐却又时时感叹活着真累的女强人。最重要的是，如果女权主义者由"清贫的知识女性"变成了"富有的知识女性"（成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不可怕），她的致富行为必然如同小平同志制定的"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特定时期的基本国策产生的积极效果那样：带动起整个中国妇女走向致富大道。虽然这未免如有些女权主者指责的那样太功利，但这才是当前身为中国妇女界的精英的女权主义者们的"当务之急"。